息技术的飞跃发展，谎言一传播出来，很快就被败露了；但是在几十年前，澄清一个事实，往往需要好几天甚至更久。
1847年，对商业街和国家财政而言，是暗无天日的一年；尤其是英法所受的冲击最为严重。当时，在英国，货币非常紧缺，财政压力如此巨大，以致于到了十月，在银行里存的钱一周之内就会贬值13%。利物浦和纽卡斯尔（Newcastle）的一些银行由于许多业务运营的不成功，不得不宣布推迟付款，导致一时间人心惶惶。最大的压力源于对市场信心的降低。在之前的投机热潮中，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对铁路、玉米进行了投机，并且许多人所签订的数额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自己的支付能力；结果，所有的铁路债券一路暴跌，对玉米的投机也使许多人损失惨重。
随后的几个月里，尽管货币依然匮乏，国债的价格却出奇地呈现出上扬趋势。这一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也可以说是一系列未知因素的综合作用；总之，并不是由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一手造成的。那段时间，“3%公债”的交易突然活跃起来，到清算日时，已经完全售罄了；其中，一大部分都是以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名义买走的。詹姆斯男爵试图通过大量买入让价格进入他预想的轨道根据他的推测，最后价格可能会达到75.5法郎。为此，他进行了大笔交易，以稳住行情，如果价格一旦涨到75.75法郎以上的话，他就无利可图了；这个价格是他的底线。然而，大批的投机商跟风而动，纷纷买入——在证券市场上，他们总是忠实地模仿男爵的一切举动——结果，到了清算日这一天，市场上已经一票难求了，“牛”轻而易举地涨到了76.40法郎，不久，又到了77法郎。（显然，这与詹姆斯男爵的初衷是相背离的，并且过高的价格也不利于新国债的发行。）
大家又恢复了像往年那样饱满的信心，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与强大的罗斯柴尔德较量了一把。他们发现：某些时候，公众有能力对其专横的操纵喊停。
为了应对市场中出现的这股突如其来的“逆流”， 詹姆斯男爵决定抛售价值45万法郎的“3%公债”——这是他颇费周折地从康帕尼·基纳拉（Compagnie Generale）、皇家（the Royale）、联合（the Union）等三家大保险公司那里借来的。他的意图很明显：通过大量抛售，以压低价格，使其回到他期望的底线以下。然而，毕竟人算不如天算，这次他又彻底失败了，因为市场总体状况相当乐观，有足够的潜力容纳这笔债券，于是这一招基本上是徒劳无获。“牛市”没有料到这么一大笔债券居然很快就被消化掉了，于是信心倍增，行情一度又上升到77法郎。不过，后来市场还是很不情愿地帮男爵收复了一些“失地”：不久，政府发行了新国债，初始价为76.5法郎，后来下降了1法郎，差不多到了詹姆斯男爵于1847年11月在期货合同中约定的价格，也就是他的底线，75法郎。
另一次，詹姆斯在与整个巴黎作对的“战役”中成功地占了上风。在承接了一个公债发行的项目后，他发布公告称所有的申购人都必须承诺每次以申购额的5%进行分期付款；否则，就拒绝其申购请求。这一规定是相当明智的。那时，投机之风盛行；通过这项措施就可以强迫申购人按时履行义务，避免他们最后拖欠、赖账。总之，这次他成功地保障了自己的利益。
在路易·菲力浦执政期间，金钱是至高无上的；是财富在支配着这个国家——所谓的代表制赋予了富裕阶层所有的优势与特权。上议院是贵族的俱乐部，下议院则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正如人们所说的，这样的代表制不过是政府用来欺骗普通人民的一个幌子罢了。并且，证券投机商们占据了富裕阶层的主要席位。同时，路易·菲力浦和他的首相梯也尔也很热衷于这种财富游戏。
基佐政府时期，腐败泛滥，尤其是选举中的贿买现象极为严重，财政状况也不断恶化。卑劣的丑闻一次次被公之于众，直到人们无论在感情上还是道德观念上都已无法容忍。对于基佐政府的反对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王路易·菲力浦尽管也曾有过许多功劳，但现在，他已是老态龙钟、顽固不化，连资产阶级也开始厌倦他了；他们开始联合起来，试图改革极不合理的选举制度。
到后来，整个社会都感染了腐败的风气。看看那些败露了的丑闻，就知道这个国家的道德已经沦丧到了什么地步。
事态愈演愈烈，政府不得不惩处了一些人，并与他们划清界限。这时的七月王朝就像一只触礁漏水的巨轮，开始牺牲一些相对弱小的同伴以保存自己。个别身居高位的官员被送上了法庭，其中，有前内阁成员泰斯特（Teste），法院的元老级人物屈比埃斯（Cubieres），还有国王的老朋友普拉兰（Praslin）。这些人不是贪污过公款，就是收受过贿赂。
多年以来，罗斯柴尔德已经习惯于垄断公债的发行权，这可以算作是其金融影响力的最佳证明。然而，1848年七月王朝被推翻以后，政府颁布了新的财政制度，罗斯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