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份数据来看，所有金融家族的财产之和不过3亿6000多万，比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产少2亿多。正是在巨额资产的支撑下，罗氏家族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使其他任何企业都无法望其项背。
《奥格斯堡总汇时报》（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曾评论说：“每个人都不禁会问，在纷乱的政治变革中，罗氏家族如何能稳步发展，始终保持其领头羊的地位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作者接着解释说，“这个家族不倾向于任何一个党派，他们始终与政府为友，遵守法律和秩序。这种策略使他在各个政权统治下都能保持相对的优势地位。从德卡兹（Decazes）、维莱尔（Villele），到马蒂尼纳克、波利尼纳克（Polignac），再到路易·菲力浦，罗斯柴尔德家族始终能够左右逢源。”
如果想到1812年的法国是怎样一个混乱的局面，想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统治之下经历的那些坎坷，我们一定会感到奇怪：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为何会决定要在巴黎建立一个银行分支呢？
不得不承认，面对当时极为不利的环境，他这么做，的确是很有远见卓识的。也许，通过对国王的服务，他已经为自己在法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没有谁比好战的拿破仑更需要经济支持了；而且可以肯定，只要有这种机会，詹姆斯就绝不会放过的。
当然，这些都只不过是我们的猜测而已。不过，回想一下，英国政府曾委托内森·罗斯柴尔德将一些军事物资运给远在西班牙作战的英军。那次运输路线途经法国。如果当时在巴黎的詹姆斯没有设法取得法国政府的通融，也许就无法保证那些物资在途经法国时能万无一失了。众所周知，“钱能通神”，在这件事中，钱也没有使他的主人失望。
在巴黎的分支银行是于1812年创建的，可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时间了。1815年，拿破仑退位；很快，大笔的生意就让詹姆斯有点应接不暇了。由于自身的影响力和黑塞选侯的热心举荐，詹姆斯被授权经办联军向法国索要的数十亿战争赔款。就这样，几十亿资金从他的手中流过；我们可以肯定，这笔生意一定让他赚了不少。
后来的一些年里，他没再参与像这样大宗的金融交易活动了，甚至一直到1823年之前，他的名字都不太引人注意了。不过，到了这一年，他又干了件大事：以89.55法郎的单价收购了当年法国政府的全部国债。对此，《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在总结该年大事记时，提到说，这笔业务一成交，国债价格立即就上扬到90.25法郎；并认为这一现象显示了罗氏企业享有出色的社会信誉和影响力。
1824年，时任法国首相的维莱尔侯爵开始推行一些卓有成效的财政措施，其中包括将所有利率为5%的国债转换成利率为3%的国债；愿意兑换的债券持有人可以持旧债券来换取新债券；兑换比率是，每75法郎的旧债券可以换取100法郎的新债券。当时，法国的国债总额接近30.7亿；据估计，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持有人愿意进行兑换。因此，最后面对吵嚷不息的讨债声，政府必须拿出1亿多现金去赎回部分债券。
为了筹集这笔巨额资金，政府四处借债，求遍了英国、丹麦和法国的所有大银行家。最后答应给予援助的有：分别在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巴林公司、著名银行家J·拉斐特和内森·M·罗斯柴尔德。这三家公司派出代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亚历山大·巴林（Alexander Baring）主持，成员有詹姆斯男爵和杰魁斯·拉斐特（Jacques Laffitte）。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与首相维莱尔进行谈判，制定提供贷款的条件。他们的计划是：要以80法郎的价格出售利息为3%的新债券。价格定在这个水平的话，购买者可以获得3.75%的利润。如果政府以80法郎售价的债券来抵偿贷款的话，那么旧债券在兑换之前，价值相应地会达到106.66法郎。
按照这种算法，这几家企业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了。巴黎需要对付的金额预计是10亿。投机商认为承包者（这几家企业）绝不会以低于80的价格发行“3%债券”，于是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大胆地买入。同时，“5%债券”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06.66-110；卖价已经不能再高了。
维莱尔想把这项措施写进政策条文，长期地推行下去，不过必须经过两院的审议批准。下议院经过激烈讨论后，以68票的多数压倒少数，通过了首相的提议。然而在上议院，该提议却遭到强烈反对；实际上，这一局面是德·查德布兰德子爵（Viscount de Chateaubriand）在暗中操纵的结果，因为他对维莱尔积怨已久，想让对方吃点苦头。于是，提议被否决了。这项否决所造成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消息一出来，当天“5%债券”的价格就一路下挫，从前一天的106直线下降到98；证券市场上一片欢腾，民众弹冠相庆。德·查德布兰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