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价，中国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市场供求状况，同商品的卖者或买者议定的价格。
议价是处于国家牌价和市价中间的一种价格形式。它比牌价灵活，经营者可随供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价格，不必亏损经营；它不像市价那样完全由经营者决定，仍不同程度地受到国家的干预，如国家规定议价水平要略低于市价并要按一定的作价原则定价等。
县汽车站的站长告诉林晓阳，汽油是紧俏货，还没有在市面流通，又哪有议价？
林晓阳又小心翼翼地向站长问：那市价的呢？
也许各位看官不明白，既然没有在市面流通，又何来的市价？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同一产品有两个价格，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统配价，同时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并按市场价格出售，形成了特殊的“价格双轨制”。这样，就有了市价。
站长对林晓阳解释说，既然汽油是紧俏货，市面上基本难见有这个东西卖，就是有，价钱也一定很贵。而买这些东西，最怕的就是买到了不是正当来路的，那样一不小心，就成了投机倒把。
听到了投机倒把这个已经相当陌生的名词后，林晓阳费了老大的劲，才从已经尘封的记忆中，重拾起与这个名词有关的东西。
投机倒把罪，顾名思义即是以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套购转卖等手段谋取暴利的犯罪。“投机倒把”一词产生于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的七八十年代。
由于“价格双轨制”，市场价格往往比国家统配价高一两倍。在价格双轨制和商品短缺的作用下，“倒爷”开始出现了，他们通过计划或走后门，搞到平价的紧俏产品，通过层层转手加码，最后以较高价格在市场上出售。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刑法》就笼统地规定了投机倒把罪。
林晓阳还记得当时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1988年腊月，我88岁的奶奶病危，临终前最后一个愿望是想吃西瓜。寒冬腊月，上哪儿去找西瓜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姑姑终于在市场上找到卖西瓜了。姑姑当时问摊主，这么冷的天，谁家地里结西瓜啊？摊主说，当地不结外地结啊。姑姑一咬牙，拿出月工资的1\/10买了半只西瓜。
这种高价贩卖外地产品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投机倒把。犯投机倒把罪可是要判坐牢的，所以，林晓阳连忙就断了这方面的想法。
方书记对林晓阳说，汽油的事由县委来解决，让他就别费这个心。
方书记说完，准备打发站长回去。
林晓阳连忙把自己要在汽车站做广告牌的想法跟站长说出，然后问他和方书记，自己要办什么手续？车站要收多少的费用？
也不知广告牌是何物的站长，在林晓阳详细解释后，反是一脸不解地对他反问道：不就竖一块牌子，哪用收什么费用呀？
方书记也对林晓阳说了，不需要办任何的手续。
两人的答复，让林晓阳呆上了好一会。虽然，前世他没有做过生意，但竖广告牌这个他还了解一些。如果在二千年，要竖一块二十多平方米的广告牌，出租广告牌地方的单位，每年这十万八万少不了不说，就是那个什么空中占有费，也是按平方来算的，所以，这个分文不用，倒让林晓阳愣住了。
愣过之后，林晓阳赶紧又问，既然包不成车，但车站给自己出车，那运费怎算？
站长听了林晓阳这问题，不由用看白痴那样的目光望着林晓阳，他不明白，方书记怎么会对这个脑袋好似有点问题的大孩子，特别照顾？
站长用这样的眼光望了林晓阳好一会后，才说：还能怎么算？客车肯定就按人头以车站售票的价钱来算，而货车哪，当然就按牌价算了。
方书记对林晓阳这个港商代表提出这样白痴的问题也不解。不过，纵横政坛的方书记，他的想法当然不同站长那么简单，他不会怀疑港商会找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来做代理人，代理人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肯定就有他的想法。
方书记沉吟了一会后，反问林晓阳，是不是他们赚这个价钱高？反正他们的投资，对县里有贡献，如果是那样的话，县政府可以以支持外资项目的名义，免费给他们运输。
站长与方书记的话，让林晓阳更是愕住了。他知道当时车站的车票价，只是对乘客象征性地收取不到成本的费用；而牌价的运输，也一样是象征性收费。这样形式的收费，连汽油都不够买。
而方书记的说法，更是用国家的东西，来给自己这方赚钱。如果那样做的话，自己这方，算不算侵占国家的利益呢？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控制在国家的手上，所以，许多的事情办起来的确不是那么方便。而林晓阳他们此时面临的特殊情形，也的确不好解决。所以，方书记提出这样的做法，相信在当时肯定不算错，就算在以后，他批准免费帮助林晓阳他们这事，也不过算特殊环境中的不妥行为，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林晓阳他们可就实实在在地占了国家的便宜。
虽然，林晓阳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