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字县官
有个县官不大识字。一天坐堂审案，师爷递给他的状子上有三个人的名字：原告郁工来，被告齐卞丢，证人新釜。县官看了“郁工来”的名字，喊道：“都上来！”三个人听了，急忙跑到堂前听候发落。县官生气地说：“我喊原告，干啥一齐来？”
接着，他看了“齐卞丢”的名字，又喊道：“齐下去！”三人听了，又急忙退到堂下。县官更恼火了，说：“喊被告，为啥一齐下去？！”
师爷见状不敢直说，便打圆场道：“原告名字另有一种念法叫郁工来，不叫‘都上来’；被告名字也另有念法，叫齐卞丢，不叫‘齐下去’。”
县官问：“那证人的名字，另一种念法叫啥？”答道：“新釜。”
县官说：“我估计他是有另一种念法了，要不然我要喊他‘亲爹’了。”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
清人方绚写出了关于女子小脚的“专著”《香莲品藻》。此书说女子小脚有“五式”、“十八种”、“三贵”。女子缠足，要蒙受极大的痛苦，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据记载，女子缠足约从四五岁开始，讲究的人家挑八月廿四日这天给女儿裹小脚。缠时先将脚拇指以外的四指屈于足底，用白棉布条裹紧，等脚型固定后，穿上“尖头鞋”，白天家人架着女儿行走，以活动其血液；夜间将裹脚布用线密缝，防止松脱。到了七八岁时，再将指骨弯曲，用裹脚布捆牢密缝，以后日复一日地加紧束缚，使脚变形，最后只靠指端的大拇指行走。要缠到“小瘦尖弯香软正”才算大功告成。
以今日来看，这不仅是身体的畸形，而且是心理的畸形。可是，当时的妇女不论多么痛苦，还是咬着牙、流着泪地甘于忍受这种畸形，这就是一种习俗的力量。当时普遍认为，女子小脚是高贵的象征，是素质高的表现。清人《鼓儿词》中就有这种说法：“小姐下楼格登登，丫头下楼扑通通。同是一般裙衩女，为何脚步两样声？”也说明了缠足是女子尊贵的象征。河南安阳的歌谣云：“裹小脚，嫁秀才，吃馍馍，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吃糠菜，就辣子。”为了使女儿长大后能够攀龙附凤找个好婆家，父母都狠心地、不顾女儿痛苦地硬是给她缠小脚。
“长椿寺前打粥妇”
在清代，天灾频发，老百姓常是流离失所，衣食无依。每当此际，清廷就会开粥厂赈灾，以保全百姓生命。
康熙四十三年直隶河间府水灾，灾民饥寒交迫，巡抚李光地动用库存和借支银两十余万购买粮食，一面平粜，一面设置粥厂煮粥散给饥民。《文贞公年谱》记载：“贫民依赖这点救济聊度灾荒，所以虽然当年灾情严重，但很少见饿死路旁的。”
嘉庆九年浙西水害，巡抚阮元实行平粜、赈济、借种子等办法度荒。第二年春蚕不收，于是施行工赈纪事粥赈法，在十五个州县设立三十四个粥厂，每二三十里就有一个。每个厂聘请诚实绅士管理钱谷和煮赈事务，不许官吏插手银米，只让他们维持秩序。他们制订煮赈散筹各项章程，按章行事。规定煮的粥要保持浓度，插的筷子不能倒斜，用布巾包裹不渗水，阮元也吃这样的稀饭，以保证它的质量。
道光初年，直隶先是久旱，而后大雨成灾，受灾州县多达一百二十个，总督蒋攸铦请出帑银一百八十万，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修治永定河，同时在水灾最重的地方，设立粥厂赈灾。
光绪十六年，直隶地区发生了最为严重的水灾。当时京中“无舍不漏，无墙不倾”，人们都打着伞睡觉。市面上食品价格奇高，又非常地短缺。这时工部尚书潘祖荫和顺天府尹陈彝主持赈务，择地添设粥厂，以便附近灾民就食。八月，饥民更多，而且天气马上将转为寒冷，饥民生路更窘，于是再次添设粥厂，开棚赈济。光绪皇帝拨给地方大量京仓米石和内帑银两作为经费。为此，严修等顺天府属的京官于六月十八日入宫叩谢。
然而事实上，京中粥厂施粥的情形，并没有那样美好，道咸同三朝大学士、管理工部尚书事务的祁寯藻有《打粥妇》诗，有所描述。所谓打粥，是贫民到粥厂领粥。他写的是一个19岁的少妇，怀抱奄奄待毙的六个月大的婴儿，打粥以延性命的惨状：
长椿寺前打粥妇，儿生六月娘十九。
官家施粥但计口，有口不论年长幼。
儿食娘乳娘食粥，一日两盂免枵腹。
朝风餐，夕露宿
儿在变，儿亡独，儿病断乳娘泪续。
儿且勿死，为娘今日趁一粥，掩怀拭泪不敢哭。
烈女
清代重礼教，不仅仕林雅士如此，就连老百姓也很受毒害。《清史稿》中就记载了几则有关节妇烈女的故事：
林守仁的妻子姓王，福建侯官人。林守仁去京城赶考，没想到竟然客死在北京。林守仁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叫做汗哥，是前妻生养的。等到办完林守仁的丧事，有一天王氏给汗哥做了一双鞋子，边做边感叹：“活一天就要做一天的事啊。”她把汗哥叫到跟前说，“孩子，母亲有事要走了，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