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医人和养生
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别名张机，南郡涅阳县（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公元150年正月十八日，于公元219年逝世，享年69岁。
张仲景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张宗汉是个读书人，曾在朝为官。由于家庭条件的特殊，使他从小就接触了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当他从史书上看到了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后，对扁鹊产生了敬佩之情，说“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于是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便想长大后成为一代名医。
10岁的张仲景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在张仲景青少年时，国家开始动乱，地方起义军和军阀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触目伤心，不由“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
张仲景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不怕累。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心里非常喜欢，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又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对谋得一官半职很是看重，就要张仲景参加“举孝廉”。古时的人以不忠不孝为最大耻辱，尽管张仲景很不情愿，但也不愿违背父命，落一个不孝之子的名声。因此在灵帝时以举孝廉进入官场。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派到长沙做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
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造成了巨大的轰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这一举动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于是，他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张仲景为人谦虚谨慎，喜爱学习，他也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无神论思想的医学家。在东汉后期，他敢于挺身而出，反对为当时统治者所鼓励和提倡的谶纬迷信。他继承了王充的“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的无神论观点，提出了“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的无神论思想。他反对用鬼神迷信来解释疾病。他从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出致病的原因。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