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元；
马尔康林业局和当地发生了林地之争，林业公安干警挨了打、枪被枪，中层干部也有人挨打，某地方领导扬言：“马尔康林业局的事没得我点头一律不准办！”
壤塘林业局301工段的一些住房被当地的农牧民强行拆去，木板也被拿走。在林政管理中，林业局和当地农牧民多次发生冲突乃至打架，林业局和地方政府也有利益之争。
有人曾建议将这些森工骨干企业全部下放到县，与县林业局合并，但目前这方面的条件似不成熟，正如有的职工反映的那样：如果真下放了，可能上访的更多，不但退休的上访，连在职的也要上访了！
目前，这些“大森工”职工们的生活仍然是艰难的。发达国家进入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大城市里的人们已经流行“选美”和时装表演，而他们却仍然生活在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耕时代。有的职工已经感觉到自己和外部世界的隔膜，在享受短暂的探亲假时，竟常常提前回到林区，原因是：看不惯外面的社会。
造林时节，他们仍然会四五点钟就起床上山，直到天黑才回来。屁股上挂个玉米面馍馍——有时被老雕叼走，就得一直饿到天黑……冬天巡山时，由于林区不准生火，睫毛和胡子上都是冰，双脚冻得失去了知觉，下山后鞋都冻得脱不下，要坐在火炉边烤一阵后才能脱下来……
考察中我曾到过阿坝州极其偏僻的国家级贫困县壤塘，并到了竹柯沟的壤塘林业局301工段，和那里的林业工人们进行了座谈。
竹柯沟是一条很窄的小沟，但长期以来木材就从这条小沟里漂出，进入杜柯河再进入大渡河。竹柯沟虽然只是一条小沟，但沟边仍然有高耸的岩石，溪水击打着岩石，涛声訇然，竟有些像雷鸣。
工人们住的房子是30年前用泥土、木板和小木棒盖上油毛毡搭成的，泥土地，冬天很冷，被子上都有霜，而夏天则会漏雨。
座谈时，工人们最担心的便是“大森工”和县上“小森工”合倂的问题，瘦瘦的工段长崔显超说：“我54岁了，从18岁起在林业上干了36年，山上像我这样的老同志已经不多了。我一辈和树林打交道，从砍树到栽树，我喜欢这工作，也舍不得这一片树林。真要和县上合并了，把树林交了，我们搞一辈子，就啥都没有了……”
另一位斑白胡子的老工人支均常也担忧地说：“把我们交县上，县上正在搞下岗，我们跟县上没有关系，准让我们先下岗，让那些不懂造林的人来造林……”
下岗分流，的确是林业工人们面对的又一个严峻问题。
“天保”资金逐年减少，迫使各“大森工”不但将职工们的退休年龄提前（规定男工55岁必须退休），而且还将让一部分工人“分流”。
“分流”以后干什么？林业职工是特殊的群体，多年来远离外面的世界，技术又十分单一，长期以来住在深山老林，既没有报纸更没的电视，不会用电脑、不会开汽车、不会说英语，到哪里去自谋职业？又怎样参与残酷的市场竞争？
当然，下岗和分流的压力不仅对“大森工”，对“小森工”同样存在。在四川省天全县林业局漂亮的办公区门口，我曾注意到了一对40岁左右、在寒风中瑟缩着卖卤肉的夫妻，他们的生意十分清淡，在街头上从早站到晚，最多一天也只能卖一二十元。除了成本和税收还有什么？经过询问，知道他们过去都是林业系统的职工，现在都下了岗。丈夫以每个月600元的代价“买断”了工龄，得了不到1万元，妻子就更少，两人加在一起只有1.6万多元。后来一打听，当地林业系统下岗的还大有人在，天全县林业局办公室主任的妻子以每月500元的价格“买断”了工龄，得了8200元，警督的妻子也是如此，全家人从此便靠丈夫600来元的月薪养活三口之家……
除了职工还有职工子女也是“大森工”目前面临的一大问题。林业职工的子女大部分文化水平较低，又无其它技能，1984年以后，森工部门停止招工，这些子女便只能在家“待业”。许多家庭儿子无业，孙子也无业，全家只靠老爷爷微薄的工资生活，于是便成为不安定的因素。川西林业局有200多个职工子女就业无门，为了养活他们，一些干部甚至副局长下班后都要种地。壤塘林业局2000年有职工557人，但随局的家属子女却达726人，其中无业的有429人，有的甚至二至三代无业……
为了“稳藏安康”，各林业局都想了很多办法，包括给职工子女们一点造林和管护的任务，这些人自己也种点洋芋、挖点药材、捡点菌子等等，但随着“天保”任务的减少，矛盾将更加尖锐。
针对目前森工行业“转轨变型”中这些复杂的问题，各地都提出了一些建议，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一些：
豁免森工企业过去所欠的各种税、费；
对森工企业银行债务先实行挂帐停息，然后由经贸委、银行及林业部门对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对确实因停采造成无力偿还的银行债务，通过呆坏帐冲销等方式予以解决；
明确“大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