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次地透视，这种单一、畸型的经济结构并不偶然形成的，也不能归罪于甘孜州人民或被称为“森老虎”的森工企业。它实际上和我国错误的产业政策、错误的生态伦理观、乃至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
在甘孜州“有计划地”、大规模地砍伐天然林达40来年，仅1958～1990年30多年间，从大渡河、雅砻江漂送的木材就达3500多万立方米，消耗活立木积蓄上亿立方米，大部分属于“指令性计划”支援国家建设的统配材，甘孜州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包括畸型的“木头财政”的形成。
国家采用“休克疗法”式的“禁伐令”后，几乎一夜之间甘孜州的经济支柱便不复存在，州财政减收80%，陷入无法运转的境地。
过去的木材采伐大县道孚，1997、1998年财政收入为1073万元和1080万元，2000、2001年猛降到197万元和160万元。以致县长出差时得自己掏钱买汽油；老干部去世后，无法及时兑现抚恤金。为了保工资、保稳定，不得不挪用各种项目资金，县领导无奈地说：“除了‘天保’的钱我不敢挪用外，连救灾款都挪用了！我们吃了建设钱，形成了恶性循环。”
据统计，到2001年6月，道孚县已挪用各种项目款2000多万元。
另一个木材采伐大县新龙的情况也是如此。1997年财政收入为1122万元，2000年竟下跌到不足50万元。
与此相联系，更为严峻的问题则是农牧民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
四川省政协2001年曾邀请省民委、省扶贫办、省林业厅对甘孜州的返贫问题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全州18个县中，过去被列为贫困县的9个县，2000年已先后按标准越过了温饱线，而过去的9个非贫困县，却又纷纷沦为新的贫困县。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原因在于，这些县过去是木材采伐大县，“禁伐令”下达后，与伐木相关的运输业、加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萎缩，农牧民的收入自然也就随之下降了。
据调查，1997年全州农牧民来自林业及与林业有关的收入人均为116.39元，占人均纯收入的13.24%，“禁伐令”下达后，这些收入都随之消失了。
道孚县在实施“禁伐令”之前，全县4万多人口竟有私人运输卡车700～800辆，人均拥有载重卡车的比例据说为全国之冠，给商业、餐饮业、旅馆业带来了畸型的繁荣。但是随着天然林的禁伐，市场一片萧条，载重卡车绝大部分闲置在家门口，几万元一台的车仅以几千元一台的价格出售，农牧民人平纯收入从1080元降到600多元的贫困水平。
德格县林业部门反映，“禁伐令”下达后，虽然县财政出现了一些困难，但是国家已经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基本予以解决，而目前问题最严峻的还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善良、淳朴、深明大义，对天保工程衷心拥护，但是他们目前的困难处境却需要党和政府给以关注。过去老百姓可以在林业上打工，包括抬木头装车、搞运输等，现在这些收入通通没有了，既不准砍树，又不准打猎、采金，只靠一亩地产一两百斤的青稞，咋能过活？有的人家春天缺粮时去借贷，青稞收下来还了粮、除了种子便所剩无几，没等多久，又得到处借贷；有的农牧民糌巴里没有酥油，有的连茶叶和盐都没有，终年只能喝开水；有的只能四处乞讨……
如果对林区农牧民的温饱问题不及早解决，不但会严得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而且会使“天保”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的成果都功亏一篑。
自从实施天然林禁伐启动天保工程以来，面对支柱产业木材经济的消失，全甘孜州上下都在努力寻找新兴产业，州委、州政府提出了“农牧稳州，电矿富州，旅游兴州，文化扬州”的发展思路，但以甘孜州目前的条件，要实现这种发展思路还有相当困难。
在“农牧稳州”方面，似有一定可行性。天然林的禁伐、各种生态工程的实施，不但不会影响农牧业，反而会促进农牧业的发展。但如何改造传统的农牧业，如何通过农牧业的产业化，逐步实现农牧业的现代化以及产品经营的市场化，却是一个大大的难题。不但需要观念上的更新，也需要科技、资金和政策方面的大量投入。
至于“电矿富州”呢？许多地方已经启动，比如道孚县已开采铁矿，有的县大力采金等，但是，如果大规模搞采矿和冶炼，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甘肃的陇南和云南的小江流域便是例子，其后果也许比砍伐森林更加严重。有人认为，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三同时”（环保设施和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运行）的办法加以解决，但以目前甘孜州的经济、技术水平而论，“三同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地处长江上游，境内有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水力资源富矿的甘孜州，水力发电蕴藏量达2700万千瓦，发展水电可谓得天独厚，但由于缺乏资金及技术，目前仅开发了0.06%，要想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