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南坪森林资源调查队第二次对九寨沟进行考察，当时的九寨沟仍然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里，到处是直插云天、几人合抱的大树，许多是珍稀树种。大树上纠集和悬挂着老藤，地上是各种灌木、野草和软软的腐殖层。一层层、一叠叠浓密的树枝和树叶挡住了高原辉煌的阳光，连大白天也是黑黢黢的。山风乍起，林涛澎湃，宛如万马奔腾。郁郁苍苍、雾霭沉沉的大森林里，还常常闪烁着野兽们窥视的眼睛……无山不绿，有水皆清，海子里到处是五色的游鱼，山坡上随处可见野猪、猴子、狐狸等野生动物，确实美极了。他们在大森林里测量了一个多月，一位技术人员、三位工人竟因为迷路付出了生命。但由于极“左”思想泛滥，人们只知“与天斗争”、“与地斗争”，“美”被视作没落的“资产阶级情调”，无人敢于提及更不敢进行宣传，以致调查队向上级汇报时并没有提及九寨沟的景色，只称：“沟内森林资源丰富，可以建一个大型森工局进行采伐。”
人们感兴趣的仅仅剩下了木头，这难道不是国家的愚昧和民族的悲哀？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开展“三线”建设，对木材的需要量陡增，采伐九寨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当时由于交通不便，木材无法运出，便暂时被搁置下来。60年代中期，当国家农林部获悉九寨沟的木材可以通过白龙江水运出山后，九寨沟终于在劫难逃了。
1966年和1970年，九寨沟在海拔3000多米处先后成立了两个林场，开始对原始森林进行大规模的采伐，每年的任务是5万立方米，毁掉的树木则达10万立方米以上。最初是小面积“皆伐”，以后逐渐发展到大面积“皆伐”——也就是被后人戏称的“剃光头”，这是对原始森林最野蛮的毁灭性破坏。
九寨沟的老百姓们也曾经流着血泪呼吁过、阻拦过、抗争过，但面对鲜血一样殷红殷红的红头子文件，面对钢铁一样冷冰冰、硬梆梆的指令性计划，他们的声音和努力都显得那样的软弱和无济于事……
特别林场成立的时间正好遇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一片狂热的气氛中，九寨沟遭受的劫难便更加惊人。1974年，九寨沟内竟有八个工段、近千名工人同时进行“轰轰烈烈”的大采伐。日日夜夜号子阵阵、机声隆隆，“顺山倒”的吼声震得四山回应。大片大片昔日翠木森森的地方变成了荒坡，到处横七竖八地堆着被砍倒的参天大树，活像古战场上勇士们血迹斑斑的遗骸。九寨沟遍体鳞伤，满目疮痍……
1969年8月，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印开蒲、溥发鼎、胡隆基三人在进行川西北的薯芋资源调查时，第一次从生物学的角度，重点考察了九寨沟的生态环境。
年轻的印开蒲性情直率、易于激动、酷爱文学，是一位“性情中人”，他17岁参加工作，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现在已经是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生态中心副主任和高级专家了）。一踏进九寨沟，他便对沟内的景色着了迷，以致竟激动得彻夜难眠，后来他曾回忆说：“夜晚，一阵微风掠过蓝色的海子，我仿佛听见了飒飒的声音。在星光浩荡中，湖光山色仿佛都在和人们说话。芦苇海上那一丛丛鹅黄色的、纤柔的芦苇，在星光下变成了一抹淡淡的色彩，活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从此，他便老是牵挂着九寨沟。
1975年，在进行四川西部植被调查时，印开蒲和中科院、四川农业大学的专家们一起第二次到了九寨沟。这时的九寨沟，让印开蒲震惊之余感到十分痛心。由于沟内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的大规模森林砍伐，瀑布环绕的诺日朗附近原始森林已被砍光，小巧玲珑、彩色斑斓的五彩池四周原始森林已经被剃了“光头”。从海拔2000多米的九寨沟口，上行60公里直到海拔3000多米处，沿沟两边近10公里内，所有的大树都只留下了可怜的树桩……失去了森林的庇护后，五彩池、长海和许多海子，水位都在剧烈下降，野生动物已经绝迹。
九寨沟惨遭蹂躏的状况使专家们十分担忧，印开蒲更是痛心疾首。他知道，长此以往，用不了多久，神话般的九寨沟美景将被彻底破坏，将从地球上完全消失。于是考察结束后，他和专家们立即忧心忡忡地向阿坝自治州、四川省科委、四川省革委会郑重提出了建议，要求停止砍伐，在九寨沟建立自然保护区。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个建议自然不可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在印开蒲等人第二次进入九寨沟后，白发苍苍的中国林科院院长吴中伦教授也到九寨沟进行考察了。考察后，这位德高望重、足迹遍及全世界的著名专家十分感慨地说：“我曾到过欧美许多国家，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美的景色，必须认真保护它！”以后，他不但特地上书四川省革委会，而且还把自己的意见当面告知了四川省林业局领导。中国林科院院长的头衔让他的意见终于引起了四川省的重视，省林业局正式发文通知地处九寨沟的南坪林业局：“九寨沟则查洼、日则沿沟两百米以外才于砍伐。”
“两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