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多慈犹豫了半天，小声说，“安庆有个画家，叫阎松父，跟他学过一阵子。”想了想，又补充道，“北平画家萧谦中到我们家时，也给他看过。”
徐悲鸿皱了皱眉，“西画和国画路子不一样。以后再说吧，也许能学得出来。”又说，“听说你是报考中国文学系没有录取，才改主意来我们艺术专修科旁听的？”
孙多慈点了点头。
“这不好，”徐悲鸿似乎有些恼怒，“这把我们艺术专修科放到什么位置上了，是其他系的残羹剩饭？”
孙多慈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徐悲鸿见状笑了起来，“到底是孩子，一句玩笑话就当真了。放心，没有事的，我要是真生气，还会答应你吗？”又向宗白华嚷道，“你看你这个小老乡，多大出息，进来这么长时闻了，连正眼都不敢看我！”孙多慈确实不敢抬眼和徐悲鸿直视。她觉得她现在面对的，不仅是著名画家，是大学教授，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复杂身份。她有些茫然，有些慌乱。
·缘分刹那间·
徐悲鸿生于中国江苏宜兴屺亭桥，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自幼随父亲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1912年17岁时便在宜兴女子初级师范等学校任图画教员。1916年人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半工半读，并自修素描。先后留学日、法，游历西欧诸国，观摹研究西方美术。1927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于1953年去世。经过收集整理，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有两个写了回忆录：蒋碧微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蒋碧微回忆录》，廖静文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只有“女学生”孙多慈没有片言，一直到1975年郁郁辞世，也未曾解释半个字。
所以蒋碧微和廖静文的形象都因为自己的文章而栩栩如生——蒋是被伤害和被遗弃者，廖是爱情的坚定和承受者，而孙多慈形象神秘模糊。蒋、廖二人的回忆录对于孙多慈的描述都是似是而非。
比如，蒋碧微书中称她为“孙韵君”，却从来都是满怀怨念，甚至将家庭变故的责任算到孙多慈头上；廖静文没见过孙多慈，所以对孙的描写都是淡淡几笔，更是为了突出心目中徐悲鸿先生爱才惜才的艺术大师形象，她甚至故意“淡化”了孙多慈——“并没有绝色的姿容，也不爱与人交往，沉默寡言，是个很普通的身材纤细的姑娘”。
包括徐悲鸿长女徐静斐回忆父亲的生平，对孙多慈言语也极少。她对自己母亲蒋碧微的跋扈不满，对继母廖静文敬重，唯独对孙多慈闭口不谈。这都是孙多慈彻底伤了大师的心的缘故。
1930年，35岁的徐悲鸿继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美术教授。
4月，徐悲鸿发表《悲鸿自述》，详述了他的个人经历，自称未来的人生路不再有大的变化，然而天意弄人，并不能为他所左右。这一年少女孙多慈闯入了他的世界，并改变一切。
最开始认识孙多慈，徐悲鸿没有把孙多慈放在眼中。两人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就像两条平行的直线，并行向前，却又没有任何的交集。
在艺术专修科旁听生，只有两类，一种落榜，另一种是转科，而无论哪一种绘画基础都不好。所以艺术专修科对旁听生不是特别侧重。
根据研究徐悲鸿的学者收集的史料，徐悲鸿和孙多慈之间的第一次碰撞，大约是孙多慈旁听后的一个多月。
那时徐悲鸿应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黄质夫邀请，带领艺术专修科学生参观师范学校，并在那里作演讲。孙多慈也在。由于在城郊，路上崎岖不平，穿着高跟鞋的孙多慈落单，徐悲鸿注意到这个落单的女生，站住特意等她赶了上来。
“看来你的生活经验不足，走这样的远路，就应该穿平底鞋。怎么样，脚有些痛吧？”
孙多慈抬眼淡淡一笑，脸上泛起一团红晕。“没有，也还好。”想想，又补了一句，“谢谢徐先生。”
徐悲鸿本来是一句轻松的玩笑话，但与孙多慈对视的那一刻，没来由的一阵心动。这都来自于这个清纯少女一双让人无尽爱怜的忧郁双眼。忧郁不是造作，也不带矫揉，像明净的窗口，可以清澈地看见她的内心世界。
也正是这一天，孙多慈终于第一次走进了徐悲鸿的视线，两人之间的碰撞虽然还没有燃起任何的火花，却为二人后来的相识相知打下了伏笔。
从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回来之后，徐悲鸿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孙多慈身上。
从前孙多慈的绘画技艺确实是基础很差，但两个月的学习，水平突飞猛进，排名在班上上升到中游偏上。徐悲鸿暗暗吃惊，没想到这个女孩的悟性之高和其巨大的发展潜力。
之后徐悲鸿对孙多慈印象加深，也越来越关注。
而作为学生的孙多慈并没有意识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