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李唯建将他们68封“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情书，发表在陆晶清、谢冰莹合编的《华北民国日报·副刊》上，后结集为《云鸥情书集》在上海出版。庐隐的好友王礼锡在序中评论说：“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也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
庐隐可谓是中国现代第一位大量公开个人情书的女作家，在这部情书的结集中，庐隐如此坦白：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把戏也都尝试过了。从来没有一个了解我灵魂的人，现在我在无意中遇到你，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基于心灵的认识。异云，你想我是怎样欣幸？我常常为了你的了解而欢喜到流泪，真的，异云，我常常想上天使我认识你，一定是叫你来补偿我此前所受的坎坷。
1930年8月，庐隐辞去北师大附中的教职，与她的“小爱人”（谢冰莹语）到日本度蜜月。
在日本旅游的时候，庐隐陆续发表了小品文炼京小品》，原拟二十题，但只写了十一篇，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由于日元高涨，生活不能支持，他们回到杭州，寄居在山清水秀的西子湖畔。
被压迫的灵感，在这美丽的地方，似乎得到了解放。那半年，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这是一部充满哀感，为她的朋友石评梅不幸的生命留下的永久纪念。这时期，她还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李唯建回忆说：
我于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那时，我热烈地爱着拜伦、雪莱、济慈以及布莱克和泰戈尔的诗，苦苦地探求着人生问题，并写信求教于泰戈尔，后他回信邀我赴印，行至上海，因故未能如愿。1928年重返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读书。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经北大林宰平教授介绍，认识了女作家庐隐，相谈投契。庐隐在城中教书，我住清华园。结识庐隐后，庐隐考虑较多，她心潮澎湃，某夜寄我血书一封，表明内心。
经我多方劝慰，心绪渐宁，决心生死相从。频繁的书信，久之成帙，初由天津《益世报》连载发表，庐隐自名“冷鸥”，名我为“异云”，于1929年由北平法文《政治周刊》译成法文，出版单行本。再后取名《云鸥情书集》，于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30年与庐隐结为伉俪，游日本，住在东京郊区，怀一女，后取名“瀛仙”（即恕先）。不久回，卜居杭州西子湖畔……
1933年夏天，夫妻二人有了一个小女孩名为李瀛仙，乳名“贝贝”。为了生活，二人离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她自己说，写文章“自信是为兴趣有时也为名，但为钱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不过拿文章卖钱究竟是零卖灵魂，有点可怜，所以我宁愿在教书的余暇写文章了。”她还说：“我不敢为了机械的教书生涯忘记我一向所努力的创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写……”她不停地创作，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都有她的作品发表。《时事新报·青光》上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说《情妇日记》。
其实庐隐拼命写作也是为了养家，“小爱人”李唯建一脑袋浪漫主义思想，有了女儿后就在家带孩子。庐隐劝他努力上进，他权当耳边风。这哥们儿也真是人才，在庐隐的散文《玫瑰的刺》中记录了这样一件家庭小事：一天夜里，租住屋里出现盗贼的动静，庐隐建议李唯建去找同住的朋友帮忙，李在慌乱之中竟然打不开门“……为了建的缘故，我只得大着胆子走向门边帮他开门；其实那门很容易开，我微微用力一拧，便行了，不知建为什么总打不开。”
现在很多人都把庐隐与李唯建共处的四年奉为其最幸福的时光，而据张昌华先生考证“他要求庐隐既做职业妇女养活全家，又做贤妻良母；特别是对待两个同母异父的女儿有明显的偏向。这令庐隐十分伤心：喝酒浇愁，打麻雀消愁”。李唯建却趁庐隐外出打麻将消遣的当儿，不时溜出家门，以致有朋友在灯红酒绿的四马路碰见他“疑心他在逛什么，哀叹‘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庐隐的朋友担心李唯建胡来，出面请舒新城介绍他到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邵洵美在《庐隐的故事》里写道“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
虽然生活有压力，但庐隐情绪变得乐观、开朗，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战争后，她跳出了由社会、环境、生活筑成的囹圄，着眼于民族战争，在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后者则较直接地反映了在为国家存亡而斗争中的人和事。庐隐在写《》火焰时，苏雪林去看望她：“庐隐对于她这个表扬淞沪之战的文学作品，却有点讳莫如深。题材是我询问再三才肯宣布的，言语间又往往支吾其词，只想将话题牵扯到别件事上去。当我到她写字桌上强去翻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