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两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相处，一个律师一个作家，平时各忙各的，回家也是冷战，可有时候又温存一番，应该说苏青对李钦后还有着很深的感情，这年又怀了个孩子，生下来后欣喜若狂，是个儿子！
可惜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小鬼子对同盟国正式宣战，上海滩的租界也被日本兵控制，李钦后的律师事务所被迫关门歇业。
危难时刻见真情，两夫妻终于和好，可李钦后没了收入，家庭经济很快陷入困局，小女儿也因患上急病夭折。除了大女儿在宁波爷爷奶奶家外，老公和三个孩子一个保姆都得靠苏青写作来维持生计，苏青回忆道：“日间我带领两个孩子，晚上写文章，稿费千字二三十元不等，我常常独坐在电灯下一直写到午夜。暑天的夜里是闷热的，我流着汗，一面写文章，一面还得替孩子们轻轻打扇，不然他们就会从睡梦中醒来，打断我的思绪。等我写完已经快要到五更了。”
在苏青为了这个家庭疲于奔命的时候，丈夫李钦后居然与邻家主妇勾搭到了一起，对方老公捉奸后羞愤难当离家而去。苏青得知此事后对丈夫彻底失望了，提出离婚。李钦后先是不同意，分居了很久之后，眼见老婆文名日盛，甚至得到上海一干“达官贵人”的青睐，再也不敢嚣张，灰溜溜接受了离婚协议。
十年婚姻，就此了断。失去了爱情，苏青无可慰藉，几乎偏执地要孩子的抚养权，结果法院判给了她三个孩子，二妹、三妹和小弟。
李钦后尽管仍在上海滩混着，却从苏青的世界里面消失了，因为苏青接下来认识的人档次越来越高——尽管都是些汉奸。
多年后新中国成立，李钦后因其才学谋到了一份法院的工作，后因贪污罪遭到枪决。
·以小说扬名·
要说苏青的丈夫还真是人品不端，妻子带着三个孩子过生活，他居然很少给抚养费。苏青在上海滩过得很艰难，当时有两个选择摆在她面前，一是回宁波娘家靠亲友接济，二是到抗战后方找一些文坛前辈提携。
苏青最终选择留在上海，因为在她眼里乡下只有愚蠢的男子、丑俗的妇人、脏的牛、荒凉的山。抗战后方没有可靠的亲友，男人们都靠不住，根本没必要做指望。再者，三个孩子怎么办？
好强的苏青决意在上海滩扎根，不依靠男人，她曾冷漠且骄傲地对人说，“我家中的一颗钉子都是自己买的！”仅凭着手中一支笔，苏青拼命地写稿挣钱。
在国难当头的年月，苏青的文中却没有民族大义，她没时间也没精力思考那些大问题，笔端关注的只是孩子与家庭。同样出身在书香门第，张爱玲的文字华贵而苍凉，苏青则市侩且泼辣。
其实，离婚后的苏青也曾想重组家庭，她曾结识一位颇为富有的对象。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她的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苏青十分感伤，泪花翻涌，饭吃了一半就草草离开了。她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坚持不再婚，因为“与其让人家占我的便宜，宁可让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
《论语》杂志的前主编陶亢德是苏青的伯乐，如果在抗战中老陶去了抗战后方或者远遁欧美，也许历史会冠其以“爱国作家”之类，悲剧的是他留在了上海滩，更不幸的是被日本人相中，参与了汉奸文化协会。
苏青的眼中只有恩义，不论是非，她在散文中剖析自己“据说艺术家之类是应该‘爱惜羽毛’的，但我实实在在却只求果腹，换句话说便是‘吃饭第一’，试问身先不存，毛将焉附？”她曾想与老陶走的更近，陶亢德爱怜才女，始终发乎情止乎礼，两人便仅仅是在精神层面的交流。
能在文坛成为传奇，苏青无疑受到了陶亢德的鼎力相助，在日本人的掌控下，上海滩期刊行业可谓百花凋零，唯有谈论风花雪月的《古今》杂志一枝独秀，该刊创办者朱朴，是陶亢德的老友、汪伪交通部次长。
在老陶的推荐下，苏青在《古今》上发了第一篇文章《论离婚》，为天下所有受到欺凌的女子代言，还具体写出女性想做“娜拉”之难：“十八九岁的娜拉跑出来也许会觉得社会上满是同情和帮助，二十八九岁的娜拉便有寂寞孤零之感，三四十岁的老娜拉可非受尽人们的笑骂与作弄不可了。”
此文一出，上海滩的汉奸们对这位胆大的女性顿时生了崇拜之心，好泼辣的性子。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尤为欣赏，朱朴便点拨苏青，说你带着孩子不容易，要是攀上陈市长这棵大树，以后就不会为生活发愁了。
也许是苏青觉得自己的确很艰难，也许是为了应付当局形式，她真把陈公博吹捧了一番。仅仅从文字上看，还真是情真意切，比露骨的马屁显得有水平多了。
陈公博投桃报李，将苏青弄到政府部门上班，还把她介绍给了周佛海、周作人等汉奸界知名人士。
单身的女人容易受领导们的关注，更何况是单身的才女。可苏青必定是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女人，因此关于她的绯闻便传得沸沸扬扬，甚至有人给她起了个外号：“文妓”。
不可否认，苏青渴望得到爱，可围绕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