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张爱玲孤僻，炎樱热情。这一对密友可谓相得益彰。
她们的共同爱好着实不少，绘画就是其中一项。在后来香港沦陷时，为了打发光阴，两人就常在一起作画。一个勾图，另一个就上色。爱玲曾给炎樱画过一幅肖像，形神毕肖，颇得人欣赏。一位俄国老师甚至要出钱买下来收藏。炎樱虽不是专攻绘画的，但有天赋，后来张爱玲小说集《传奇》的封面，两次都是她设计的。在香港求学期间，凡是看电影、逛街、买零食，都是两人为伴。炎樱的父母亲在上海，与张爱玲的母亲家相距不远。有一次放暑假，炎樱起先答应留下来陪张爱玲，但不知何故未打招呼就回上海，张爱玲哭得不可开交。
据张爱玲说，她平生只大哭过两回，这就是其中一次。可见她与炎樱的友情。
一个暑假后期，母亲曾经到了香港，专门看望张爱玲。她吃了一惊，母亲明显憔悴！也许是因为改了发型，头发束起来向后梳，显得特别瘦。
这次母亲的穿着也很朴素，湖绿麻布衬衫，白帆布喇叭管长裤。大概是因为到学校来，所以尽量简朴。母亲解释说，“这次来时朋友邀请，就来了，随后还要去别处，想着顺便来看看你的宿舍。”
临别时，母亲要张爱玲有空去找自己玩。
负责接待的嬷嬷忽然问起张爱玲母亲住在哪里。
母亲略迟疑回答浅水湾饭店。
嬷嬷没动声色，而张爱玲在一旁却感到奇窘。她知道那是香港最贵的旅馆，而自己却以家穷为名在修道院白吃白住了一个暑假。
以后的几天，她天天都到浅水湾酒店去看妈妈。
据《小团圆》里的描写，黄逸梵一行在香港迟滞了多日，却不见有去哪里的打算。
其间港大的一位老师欣赏张爱玲的刻苦，特地送给她800元钱作为“奖学金”。张爱玲喜滋滋地把这钱拿去给母亲看。
母亲却主张不要用别人的钱，要还给人家。张爱玲连忙解释老师是好人，除了上课自己跟他根本没来往，退回去会伤了人家的心。母亲便说：“先搁这儿再说吧。”可是，两天后张爱玲无意中得知，母亲打牌输掉了800元钱！而此后母亲就再也没有提那笔钱的事。
这件事对张爱玲的触动极大。多年后在上海，她对姑姑说起了这事：“自从那回，我不知道怎么，简直不管了。”
似乎从这个时候，与母亲之间的裂痕已经产生，随后的事件使得这个裂痕随之扩大，而事件便是同性恋事件。
在香港的日子，母亲谈了她对炎樱的印象，说：“人是能干的，她可以帮你的忙，就是不要让她控制你，那不好。”
最后三个字，说得声音很低，别有意味似的。
对于那个时代的香港，感受过香港开放的张爱玲敏感地懂得母亲是指自己的朋友炎樱是同性恋。以前她听母亲和姑姑谈论过，有些女朋友要好，一个完全听从另一个指挥。但是张爱玲心里不服，母亲一度跟姑姑关系也很密切，舅舅甚至常常嘲笑她俩是同性恋。为什么“她自己的事永远是高尚的，别人无论什么事马上就想到最坏的方面去”。后来张爱玲跟炎樱说起过这事，炎樱说也许是更年期的缘故。但张爱玲对此耿耿于怀，直接反映到她许多文学作品中。
·崛起上海·
张爱玲回到上海的时候，大半个中国已经沦陷，这其中包括奋斗了三年半的香港，母亲则去了新加坡再也没有回来。而她的落脚处自然不会是那个冷酷无情的父亲家。那么唯一的选择只有姑姑租住的赫德路爱丁顿公寓。
到这里有个很经典的小故事可以看出她姑姑的落魄，这也是她决定踏上写作之路的因由之一吧！
她刚回到上海那天，姑姑备下一桌饭菜接风。第二天姑姑就不好意思地解释：“我现在就吃葱油饼，省事。”她心里明白，忙说：“我喜欢吃葱油饼。”从此一日三餐都是葱油饼，倒也吃不厌。张爱玲从小听母亲在午餐时讲营养学，习惯了，一天不吃蔬果鱼肉就有犯罪感，而现在则有了一种逃学的感觉。
姑姑雇了一个女佣，天天来洗衣服、打扫，此外就是在煤气灶上煎葱油饼。
还有一件事彻底让张爱玲决定用自己的笔墨换取活着的权利。
姑姑在电台临时找了—份工作，报新闻报得牙龈上火鼓脓，连着几天用西药口腔清洁液漱口，几天后姑姑知道这个广播电台是日本人所控制的，心想不能为了几万元的薪水生烂舌疮，下拔舌地狱，于是便辞职了。
那时上海沦陷已近五年，文艺刊物上早已不见巴金、茅盾、老舍的大名，就连报纸上连载的张恨水小说也销声匿迹。文化人绝大多数都爱惜羽毛、鄙弃敌伪，他们或是撤离，或是搁笔，或是被封杀，留出了一大片空白。
正如柯灵先生后来所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山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