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国民党禁毒抄家，发现陆小曼家有烟具，就把她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翁瑞午到处托人打通关节，把她保了出来。
翁瑞午为陆小曼出头，无疑将两人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上海滩的小报每天都编制一些花边新闻，陆小曼再次成为焦点人物——与“王赓丢地图”一样，完全是一边倒的责难。连在北京的胡适也看不惯了，写信给陆小曼，主要讲了三点：一、要顾及徐志摩的名声；二、跟翁瑞午断绝关系；三、到北京来，我养你！
陆小曼反问：你养我？你跟志摩一样，一介书生，养得起么？
陆小曼的胞弟陆效冰曾劝姐姐用自己的才华出去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既可利己，又可利人，他说：“你的品貌、学问、才干、声誉，没一样不出人头地，为什么不贡献给社会？也等于散散心，免得郁郁寡欢。而且知道你的人很多，他们将欢迎之不暇，也不会使你委屈，而你还是名利双收。”陆小曼听了，答道：“第一，我不喜欢虚荣，第二，我不会服侍人家。”
名媛是需要男人们来供养的，倘若为了生活去对权威讨好，也就不是名嫒了！陆小曼绝对不会委屈自己。
此后不久，陆小曼与翁瑞午同居了，多半出于感恩——因为她并没答应嫁给翁，一直以徐志摩的未亡人自居。据王亦令所记，翁瑞午曾对他说：“……小曼可以称为海陆空大元帅。因为：王赓是陆军，阿拉（翁是江南造船厂的主任会计师）是海军少将，徐志摩是从飞机上跌下来的，搭着一个‘空’字。”当时陆小曼在场，虽然她被编派得有些过头，却不以为忤。
为了保证陆小曼的生活，翁瑞午可谓尽心尽力。陆小曼花费很大，出入小汽车，衣服和化妆品都要用最高级的，家里的佣人一直不曾减少。她依然热衷于购物，还向身边人叹苦经，说：“每月至少得花银洋500元，有时要高达600元，家难当。”按那时候的物价，五百多银元相当于现在的五六万人民币。
翁瑞午也有老婆孩子，一大家人都靠着他，可是他对陆小曼无微不至，只要陆小曼“过得比他好”，要他怎么样付出都可以，什么事情都习惯说：“我来，我来！”
翁瑞午的女儿翁香光回忆：有一次他到陆小曼家去见到一个奶妈，觉得很奇怪，心想：他们家里又没有婴儿，怎么会请奶妈呢？后来她才弄明白，原来陆小曼不吃牛奶，爱吃人奶，说是人奶非常有营养。那时蜂蜜比较贵，陆小曼总买很多，因为吃鸦片的人肠胃不好，容易便秘。陆小曼就请人将蜂蜜放入针筒，注人体内，让肠胃蠕动。陆小曼吃了鸦片后，鼻子下面就出现两道黑黑的印痕很难看。她就用嫩豆腐揉擦，将印痕擦掉后先涂上蛋清，最后再用化妆品。
翁瑞午供养着开销甚大的陆小曼，经济负担很重，但他始终精神乐观，每逢钱不够了，就变卖祖上传下来的书画古玩。
陆小曼一直惦记着为徐志摩出套全集，可徐的许多书信和文章都在林徽因与凌叔华手中，直到1936年，徐志摩过世的第五个年头，陆小曼才收集到薄薄的一扎《爱眉小札》，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她在序中表达了她的心愿：
今天是志摩四十岁的纪念日子，虽然什么朋友亲戚都不见一个，但是我们两个人合写的日记却已送了最后的校样来了，为了纪念这部日记的出版，我想趁今天写一篇序文，因为把我们两个人呕血写成的日记在这个日子出版，也许是比一切世俗的仪式要有价值有意义得多。
徐志摩尚在人世的时候，托付红颜知己林徽因、凌叔华，以及好友胡适、沈从文，说万一自己先走了，请他们整理诗文书信，弄一套全集，也算对后人有个交代——可诗人去世，朋友们各自飘零，仅有陆小曼为其遗愿忙碌奔波。更凄凉的是，胡适、林徽因等人根本不把徐志摩的一些书信交给她。
陆小曼背负着“害死”徐志摩的罪名，时常自责。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名媛是锦盒里的美玉，温室中的玫瑰，岂是穷诗人能占据的？
八年抗战，翁瑞午和陆小曼倒也挺了过来。当时的陆小曼已经离不开鸦片，据才女苏雪林回忆：“小曼长年卧病，连见我们也是在病榻上。我记得她的脸色白中泛青，头发也是蓬乱的，一口牙齿脱落精光，也不另镶一副，牙龈也是黑黑的，可见毒瘾之深。”也许觉得该重新振作，陆小曼强撑病体忙碌起来，依旧是为徐志摩。1947年3月，晨光图书公司再出版《志摩日记》，里面包括《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和《小曼日记》五个部分，小曼在序中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我决心要把志摩的书印出来，让更多的人记住他，认识他。这本日记的出版是我工作的开始……我预备慢慢地把志摩的东西出齐了，然后再写一本我们两人的传记，只要我能够完成上述的志愿，那我一切都满足了。
解放前夕，故交旧友四散飘零。等到新中国成立，陆小曼已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53年，翁瑞午的发妻逝世，陆小曼搬到了翁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