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吃了蜜蜂屎的，还远不止董乾达他们几个。
这个时期，比他们还要躁动，缺乏理性的。
应该是像水澜这样跟风做梦，不管不顾也要出国的人。
由于封闭多年的国门开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大量引入国内的电影电视和杂志，以及舶来商品，让斑斓的西方世界，越来越撩动人们的神经。
再加上国家对知识份子的政策仍然只停留于口头，“知识越来越不值钱”的论调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这一切都促使着从大学校园刚毕业的那一代精英份子，对困守于国家单位的前景看淡，也无不将出国视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这一年，京城报考“托福”的人数增至一万八千人。
这一年，一个出国学者拍摄的《国人的眼界》纪录片，在京城文化圈里广泛流传。
这一年，各大机关单位里，当两个年轻人人见面时，最常听到的对话已经变成。
“嘿，出国的事儿怎么样了？
“正办着呢！”
说白了，这一年的“出国热”已经不知不觉，达到了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了。
所有人对米国的感觉，都是高速运转的城市、忙碌的市民、永不停歇的电梯，大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车。
以及人均年收入一万九千美元和国内七百四十二元人民币的巨大对比。
如此就形成了一种让人为之狂热、迷信一样的极端论调。
无论你在这儿过得好是不好，一定是出去会更好。
无论任何关系、任何的途径，怎么着都行，只要能出去。
水澜就是这样，尽管她对遥远的异国，是天堂还是地域，并没有多少真正了解。
但未知的国外生活充满难以抗拒的诱惑。
只可惜啊，正是因为她有了洪衍武的“格外关照”和陪同。
哪怕她在“托福”考试中考了663的高分，四月闯签证关也以失败而告终。
她怎么也没想到，在家经过好几个星期的准备，忍受着从头天晚上就来排队的辛苦。
结果进去没见两分钟，就被“枪毙”了。
但最气人的还不是被拒签这件事，而是她的闯关失败，居然让家里人一个劲儿的叫好。
水婶甚至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来庆祝。
至于唯一鼓励她继续尝试的洪衍武，忠告中也透着一股子假仁假义。
他居然跟她说，听旁边别人议论，好像二次过签希望也不大，让她做好长期奋战的准备。
这让她的一颗心简直跌落到谷底，足足哭了三天。
短时间内，是很难再有勇气，去重新面对那让人提心吊胆的审视，外加露宿一宿的艰巨挑战。
与之类似的是，由于改革开放进行到了一定程度。
长期以来，所积攒的其他不良效果也都开始集中发散。
一时间，社会上欠骂的事儿好像越来越多。
就连知足常乐，奉行与人无争的普通老百姓，也都有点受不了了，从脑仁儿里冒火气。
比如说，京城市的饮食服务业在这一年有个明显的变化。
由于外来人口的持续、成倍增长，还没有完全消化“知青返城”问题的京城市政设施和服务体系，变得更加难以承重，与市民沸腾的现实生活需求发生严重冲突。
不但“吃饭难、穿衣难、住店难、理发难、洗澡难、修理难”这些老问题愈加凸显，交通难也成了新问题。
尤其这里面还有一个时代的特殊性。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年龄不饶人，在这一年都逐渐退下来了，开始换徒弟们当大拿。
偏偏价码却因通货膨胀又上去了。
这还能不招致怨声载道吗？
因此，哪怕是既“号召兴办夜市”之后，京城政府以更有力，更全面的号召，来发展市政服务设施和第三产业，让城市现代化开始了第一次“全面升级”。
但对于老百姓来说，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政府的措施感到满意和理解。
关键就是差在从业人员的素质，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大幅下降上了。
这就叫“老鼠下崽儿，一窝不如一窝”啊。
另外一个，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对经济和金钱的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过去谈钱者鄙，到如今“全国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就能说明人心巨大的转变。
而这种心态转变又导致了商业氛围的变化。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商品种类开始变得多样，许多商品不好卖了，企业和商业系统的职工收入又都开始与效益挂钩。
于是，各种邪门歪道也不分公的私的了，一起开始横空而出。
像京城晚报就刊发了一封读者来信《并无散装华姿香波出售》，来反映在夜市买到假货的遭遇。
原来，这位读者从“东华门夜市”买了一瓶散装华姿洗发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