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产品除了指望国家收购，摆进“大会堂”、“钓鱼台”、博物馆这样的地方陈列，或是作为国礼赠送，似乎就没有其他去处了。
连不少获奖作品参加完部里、市里的展览，都又得送回原厂来。
那么从建国之后到现今，几乎每年还都有留存下来的大作，自然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而这也正是玉器厂职工一直待遇不高的原因。
想想看，本来就利润不高，上交利润又多留存少，再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大型作品的创作上，哪儿又有钱贴补职工们呢？
这就叫恶性循环。
要说两家玉器厂真正的好日子，还就是接待外宾这事儿解禁，允许他们自行售卖产品的这两年。
因为这年头老外也是人傻钱多，他们的心态其实就跟咱们今天的出国游旅行团似的。
来这儿一参观，视觉一受震撼，那都不用忽悠，往往就会自发性的一通“爆买”啊。
结果一下厂子就富了，职工们也就滋润多了。
当然，厂里的好东西可不光是数量上“多”，这些东西的艺术水准也是特别高，还有“精”与“美”呢。
要知道，玉器厂里可不但有现今挑大梁的老师傅们，每年送去参与评奖的优秀作品，还另有许多名家留存的稀世珍品呢。
比如说解放前，京城玉器业艺人中就曾流传有一首顺口溜。
“叫花子，潘秉衡，小辣椒，刘德盈，小诸葛，王大头，下三滥，是何荣。”
这并不是骂人的话，而是指京城玉器行中的“北玉四大怪”，每句顺口溜道出了其各自的突出特征。
而这四个人后来可都被吸收进了京城玉器厂，每个人均有佳作留存。
像“四大怪”之首潘秉衡，此人一心扑在琢玉上，生活里不修边幅。
晚年竟得了个“玉饕”的外号，可见其痴迷程度。
他的主要工艺成就是，发明了套材取料的办法。
并于1937 年把乾隆朝已经失传的玉器压金银丝嵌宝工艺重光，此技艺后来又被称为“金镶玉”技法。
如今他的作品在厂里还能见到的有，碧玉《待月西厢》、松石《二乔理妆》等。
那都是各色宝石、象牙、珊瑚等珍贵材料互相结合的作品，漂亮、巧妙与华丽程度，远不是今日人们所能想象的。
尤其是一尊珊瑚《六臂佛锁蛟龙》，更是潘秉衡巅峰之作。
其艺术水准远超已经被法国巴黎卢浮宫、美国费城博客馆所收藏的“珊瑚黛玉戏鹦鹉”，“俏色玛瑙嵌宝蚌佛”，这些同样出自其手的佳作。
刘德盈呢，他在业中被推赞为立体花卉的宗师。
其花卉作品在工艺上综合立体圆琢、深浅浮琢和镂空琢，被称为“耍手艺见功夫”。
要知道明清两代京城玉器的花卉作品多为平面浮琢，单件的单体圆琢和镂空相结合的产品极为少有，即便有也只是浅浮琢。
可刘德盈却能从改进工具、提高工艺技巧着手开始创新路。
他最擅长做珊瑚花卉，利用多枝杈的料形，在制作技巧上，常用钻铊或小勾铊施艺使花枝的穿枝过梗和花卉的翻转折叠联系起来。使花、叶、梗三层气韵贯通。
虽然由于工具的局限，对茂密的花叶只能做一面活（即正面）。
但是因为章法安排得体，花、叶、梗的翻卷折叠有序而变化多端，作品最终便能达到三面的环视效果。
京城玉器厂留存他的作品不多，仅有利用一块主枝较粗、枝杈不繁的珊瑚材料构思创作的《百鸟朝凤》。
瓶体的一边是盛开的牡丹，另一边是一棵枝高叶大又挺拔的梧桐与瓶盖上的枝叶相接直通瓶顶。
梧桐旁立着一只祥凤，低头窥视艳浓的牡丹。
梧桐枝头，鸟儿成双作对，展翅欲跃，似一派新秋光景。
就这件玩意，在众多的精品中异常引人夺目。
因为太生动太形象了，一切细节的形态都是人们想象不出的完美表达。
任你再没有艺术细胞，也得好好看一阵才能把眼睛移开。
再说第三位王树森，他以“花片”和琢制“怪人”闻名。
诸如达摩、济公、钟馗，以至屈原、李白等。
所谓“怪”，是王树森的创作思想“精品必绝”的表现。
他的“怪”在不落俗套，有自己的表现形式。
厂里能见到他的作品有玛瑙《屈子行吟》、珊瑚《观音渡海》、松石《韩湘子》等。
另外，王树森还有一手独到的玛瑙“俏色”技巧。
他创作的玛瑙《五鹅》，是用一块带红色的白玛瑙制作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俏色经典之作，常罕见的出现了十四处俏色点。
五只鹅全是红冠、白羽、黑瞳，造型形态逼真、惟妙惟肖、意韵丰富。有似“活鹅一般”。
无疑这是一件千古绝唱的“孤品”，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隐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