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火车不是推的
我出生时的嘹亮哭声没有给1976年那个寒冷的冬季带来一丝欢乐，我出生后连续三天大哭不止，老爸曾建国啪地给了我一巴掌，说都是这个小王八蛋哭哭哭，让咱们最尊敬的周总理都逝世了。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这个武昌汽修二厂的6级钳工五大三粗，正红着眼在掉眼泪。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掉眼泪，后来即使是爷爷曾铁匠去世他也没有这样哭过，还笑呵呵地招呼他的一帮朋友们打牌到天亮，真是不孝之至。
我生于那一年的元月五日，而伟大的周总理却于3天后与世长辞，全国人民为之悲恸欲绝，我也哇哇大哭，以示对曾建国的不满。那年曾建国30岁，按照当时的说法也算是老来得子，本来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事，但是小小的我怎么能与伟人辞世相提并论？周总理与世长辞其实与我毫无关系，但是半文盲的曾建国只知道我每天与他争奶吃，他此后便以欺负我为乐，动不动就骂我小王八蛋，那么稍微有一点逻辑知识的都知道他是什么了。
曾建国给我起名曾继来，以纪念伟大的周总理。
曾建国在29岁高龄才娶了国棉五厂的纺织女工周红梅为妻，从而结束了他的手淫生涯，以发现新大陆般的热情日夜耕耘。那时他们的新房在龟山脚下京广铁路边的一处民房中，室后两米处就是时时呼啸而过的火车，那时的火车都是蒸汽机车，往往从武昌站出发的车到了大东门速度还上不来，一路上“扑哧、扑哧”地缓缓而行，等快到了大桥才开始加速，一声长笛悠然震九州地呼啦前行，曾建国对经过的火车熟悉得很，他便感觉自己也如火车一样雄浑有力，随着铿锵铁轮起伏有致。他常问周红梅到站了吗。周红梅总会说还差一点，曾建国就咣咣地提速冲刺，他们总能在过往火车的雄浑汽笛声中达到和谐统一——这也是他们平庸的婚姻生活中唯一能达到和谐统一的时刻。而我就在他们不知道哪一次的到站游戏中诞生了，可惜的是由于种劣地薄，所以也注定了我日后的平庸。
曾建国是个大嘴，爱在车间向工友们吹牛，人送外号曾牛B。有一次他将火车笛声的玄妙讲给高得富听，高得富哈哈大笑，此后，人们又送外号给曾建国——曾车头，此与曾牛B有异曲同工之妙，即意言简意赅地浓缩了“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这句俗语。这充分说明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人们还送外号我妈妈叫“周到站”。
高得富有2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他们的所有精华都只给了第2个儿子高启，高启从小就长得比别的小孩快些，这家伙只比我大1岁，却高我十几厘米，而我则可能是因为种子不良的原因，从小就长得跟豆芽菜似的，曾建国每次看到高启回来就要左右端详我半天，又自己对着镜子照半天然后对着周红梅说：“这是我的儿子吗？你看我长得多结实，跟桥墩似的，这家伙怎么长得像你们厂的赵秃子？瘦不拉叽的风都吹得跑？”
周红梅多半会鄙夷地对他冷笑一声，并不否认这个假设，说谁让你没屁用让自己的地给别人种了呢。曾建国就会找一个由头骂我：小王八蛋过来，让老子看看像不像我。然后他会自找台阶下说哈哈，眼睛长得还是像我的，双眼皮，多迷人啊，以后跟老子多找几个媳妇回来。曾建国的假设是有一定道理的，赵秃头是国棉五厂6车间的车间主任，戴着厚得跟瓶底似的大黑框眼镜，甚为稀奇的是：我在3岁时看他的眼镜框是用一块胶布缠着的，到我23岁时他死了，那眼镜框还是用胶布缠着。但总体而言他是属于比较有文化的那一种人，其一向对周红梅关爱有加，让曾建国很是吃醋。曾建国对领导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心理，因此他对此无可奈何。
我5岁时终于搬到了楼房上住了，这是周红梅她们厂给分的一套一居室，据说也是托赵秃头的福。曾建国当仁不让地占据了一室，而将我赶到外边小厅中安了一张小床。他给自己安上了一张他自己亲手用50号三角铁做的大铁床，1998年我们搬家时我请了8个人才将这张床抬出去，这也是曾建国给我留下的唯一珍贵遗产。
二，高启的小鸡鸡
我新搬的这个地方位于胭脂路向左一条巷子里，他们叫这条破巷“候补街”。出巷右拐300米就是粮道街，再向前就民主路。我们住的这幢楼只有4层，人们都在过道上烧饭做菜，每天早上家家生炉子就如同楼房着火了，或者发生了一场残酷的战争，我们得小心地穿过由锅碗瓢盆组成的雷区。
在这里我也交上了新朋友——高启和王婷。
高启就是高得富的第二个儿子，跟我一起玩的时候总是让我喊他哥哥，我不喊，他就打我，我打不过他，他将我强行压在身下，问我喊不喊，我倔强如一个地下党人，高呼老子就是不喊，他对此无可奈何。
但终于有一天，我被他算计了，那天他和我一起趴在三楼阳台上比赛向下吐痰，有人过来我们就向下吐，看谁吐得准，然后快速地缩回头躲在阳台后格格偷笑。结果过去了12个人中，我吐准了5个人，而他只吐准了3个。我得意洋洋地看着他，他目露凶光地看着我，我有些害怕，这时大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