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的确是出于宣宗的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无疑是上天给予他的一份出人意料的馈赠。
但不管怎么说，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一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
就连一直以来作为帝国心腹之患的跋扈藩镇，在宣宗一朝也显得相对平静，没有再掀起太大的波澜。其中的客观因素，固然是武宗一朝强力平藩打下的基础，而主观原因，则是宣宗在藩镇事务上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政策，既非力主征伐，亦非任意姑息，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应对的策略，所以避免了像前几朝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和****。
对于势力强大而且割据已久的河北藩镇，宣宗基本上是让它们保持现状，默认它们在这一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特权。比如大中九年（公元55年）正月，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卒，军队拥立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绍鼎为留后，宣宗就没有予以干预，而是承认了他，并且几个月后便任其为节度使。到了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八月，沉迷酒色的王绍鼎暴亡，军队再度拥立他的弟弟王绍懿，宣宗也照例予以承认。
但是，对于那些一直处于朝廷有效控制范围内的藩镇，宣宗就毫不手软了。凡有藩镇爆发兵变，或是节度使不称职，宣宗的反应都相当迅速，而且手段非常强硬。
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七月，浙东军队哗变，驱逐了观察使李讷。九月，宣宗便派出礼部侍郎沈询继任观察使，迅速稳定了浙东的局势。同是这一年七月，淮南发生饥荒，百姓流离失所，节度使杜悰却依旧耽于宴游，不尽赈灾抚恤之责。宣宗闻讯，几天后便派宰相崔铉接替了淮南节度使之职，把杜悰贬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
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五月，湖南兵变，大将石载顺等人驱逐了观察使韩悰，杀了大将王桂直；六月，江西兵变，大将毛鹤驱逐了观察使郑宪；七月，宣歙（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市）兵变，大将康全泰驱逐了观察使郑熏。八月，宣宗即命淮南节度使崔铉兼任宣歙观察使，出兵征讨宣歙叛乱；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征讨湖南叛乱；命光禄勋韦宙为江西观察使，负责征讨江西叛乱。
短短几个月后，宣宗派出的三路人马便都不辱使命，顺利平定了叛乱——十月，崔铉斩杀康全泰及党羽四百余人，平定宣歙；徐商斩杀石载顺，平定湖南；十二月，韦宙斩杀毛鹤及党羽五百余人，平定江西。
大中时代，大唐帝国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太平盛世，但起码算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小康之局。
这在混乱不堪的中晚唐历史上，已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尽管“大中之治”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大唐王朝江河日下的衰亡之势，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它走向崩溃的历史宿命。
换言之，这个被后世誉为“小贞观”的时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老大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是末世残阳中的最后一抹辉煌。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诗人无限怅惘的一声浩叹，不啻于是对帝国命运的准确预言。
懿宗登基
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春天。唐宣宗李忱四十七岁。尽管这已经是他帝王生涯的第十个年头，可宣宗李忱治国御宇的热情似乎丝毫不减当年。
面对这个从不知疲倦和懈怠为何物的天子，满朝文武当然是既敬佩又欣慰的——谁不希望这个英明神武的天子永远保持充沛的精力，永远拥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干，从而长久地维护帝国的和平与安宁呢？
但问题是，这不现实。
人总是会老、会死的，李忱再怎么强悍，在这一点上也不可能超越自然规律。更何况，他前面的六任天子——顺、宪、穆、敬、文、武，没有一个活过五十岁。这个严峻的事实让人不敢对李忱的长命百岁抱有太大的乐观。所以，帝国必须及早确立储君，才能有备无患。
可让人遗憾的是，宣宗李忱始终不愿立储。他似乎一提起这件事情就烦。对此，宰相和百官自然是忧心忡忡。
正月的一天，宣宗召见宰相裴休，让他对朝廷在新一年里的当务之急畅所欲言。裴休不失时机地再次对天子提出：“当今首务，无如早立太子。”
宣宗闻言，立刻拉长了脸。
片刻后，裴休听见天子冷冷地说：“若立太子，朕岂不是成了闲人？！”
对于天子执意不肯立储的原因，百官们自然是议论纷纷。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天子对权力的过度执著和眷恋所致。
这样的分析当然是有道理的。可宰相裴休等人心里都很清楚，这其实只是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天子故意要跟大臣们抬杠。
天子并不是真的不想立储，而是在太子的人选上与大臣们产生了严重分歧。
宣宗李忱一共有十一个皇子，长子郓王李温年已二十四，本是储君的不二人选。可问题是宣宗一点也不喜欢这个长子，所以早早地命他搬出皇宫，住到了十六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