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李、牛二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手实施政治清洗——一批被视为“李党”（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落马，就连德高望重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幸免。
尽管裴度在元和末年对李宗闵有过知遇之恩，可举荐李德裕入相这件事，却让李宗闵始终耿耿于怀。仅凭这一点，他就有理由把裴度划归李党。太和四年九月，李宗闵便借故将裴度逐出了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李党遭到清洗的同时，另一批朝臣纷纷投奔到李宗闵和牛僧孺麾下，趁此机会攫取权力、排斥异己。为了区别于“李党”，历史上就把这一强势崛起的阵营称为“牛党”（牛僧孺、李宗闵之党）。
一时间，“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权赫于天下。”（《旧唐书·李宗闵传》）没有人会料到，元和三年的那个春天，李宗闵和牛僧孺这两只官场小蝴蝶无意间扇动了一下翅膀，竟然会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掀起一场席卷整个帝国政坛的政治风暴。
从宪宗时代起，历穆、敬、文、武、宣，前后六朝，帝国大部分高层官员相继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党派斗争。牛、李党人均以正人君子自居，矢口否认自己结党，而极力抨击对方都是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只要其中一党的成员夺取了宰相之位，立马便会擢升本党成员占据重要职位，对另一党展开无情的报复和清洗。而一旦时移势易，另一党便会卷土重来，对掌权的这一党实施反攻倒算……在中晚唐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牛、李二党就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频频上演这一出既刺激又无聊、既新鲜又雷同的历史大戏。
直至牛、李二党的党魁去世之后，他们的徒子徒孙依然相互攻讦、倾轧不止。
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械斗中，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百姓祸福、朝政得失，全都被牛、李党人弃之不顾，唯有赤裸裸的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最高原则。为了抢班夺权、打击对手，这些熟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甚至不惜出卖人格、投靠宦官，致使阉宦集团的势力更加强大、气焰更为嚣张。
如此恶劣的党派斗争，对于早已忧患重重的李唐王朝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
内有宦官擅权、外有藩镇跋扈，中间又夹着一个朋党之争。它们就像三具重轭，沉沉压在大唐第十四位天子李昂的肩头。
年轻的文宗李昂就这样在历史的重负下踉跄前行。
他的眼神迷惘而无助。
他的前方，危机四伏……流产的“除阉计划”
文宗李昂有时候经常觉得，自己和穆、敬二宗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窝囊天子。尽管他比父兄更自律、更勤政、更有志向，可这个世界历来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如果你拿不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你说你多努力都没人会相信，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相信。
自从即位以来，李昂发现自己多当一天皇帝，就会多一分无力之感——面对割地自专的跋扈藩镇，他无力；面对甚嚣尘上的文臣党争，他无力；面对反奴为主、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他更无力！
在这三者中，藩镇和朋党固然可恶，但李昂多少还能容忍，毕竟他们不会直接颠覆他的帝位、危及他的生命，充其量只能算是远患。让李昂感到最可恨也最可怕的，其实是擅权乱政的宦官。
李昂心里很清楚，宪宗和敬宗都是死在宦官手里的，这是李唐皇族的奇耻大辱，更是不可忘怀的血海深仇；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李昂自己偏偏又是宦官拥立的，假如没有权宦王守澄等人的弑逆犯上，也就不可能有李昂的今天。这笔糊涂账，到底该怎么算？
也许，只能把恩和仇分开来算。
李昂登基后，为了报答王守澄的拥立之功，不得不让他在枢密使的职位上又兼任神策中尉，不久又拜其为骠骑大将军，可谓荣宠备至。王守澄从此一手遮天，不仅招权纳贿，而且肆意干预朝政，俨然已有架空皇帝之势。
对李昂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
如今，该报的“恩”，李昂都已经报答了。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报仇了呢？
答案是肯定的。
实际上，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李昂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剪除宦官了。这不光是为宪、敬二宗报仇的问题，更是李昂必须采取的自保之策。原因很简单，既然这些肆无忌惮的阉宦当初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杀了宪、敬二宗，如今他们也可以随时随刻取他李昂的性命，另行拥立天子。
只要他们觉得有动手的必要，估计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所以，李昂知道，自己必须先下手为强，否则迟早有一天会步宪、敬二宗之后尘，成为这帮阉宦的刀下之鬼！
对付宦官是一件具有高度危险系数的事情，需要有胆识、有能力、并具备高度忠诚的人来承担，否则，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然而，让李昂深感无奈的是——他身边几乎无人可用。
如今，上至宰相，下至文武百官，几乎都在忙于党争和倾轧，而且大多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