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说左藏库的尘土里居然能找出十三万两银子和一百余万财物，基本上是无稽之谈。换言之，裴延龄这种行为跟明火执仗的抢劫毫无差别！有朝臣忍无可忍，立即上疏抗辩，说：“这些都是正式登记在册的国家财产，每月都列表呈报，岂能说是‘羡余’钱物？请皇上即刻派人核查。”
陆贽也提出，应该让三法司（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对此展开调查。可是，德宗会同意复查吗？
肯定不会。已经落进口袋里的钱，哪个傻瓜会把它再吐出来？事情明摆着，虽然德宗不会傻到真相信尘土里会长出钱来，但他绝不可能去追查真相。
因为真相对他没好处。
裴延龄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炮制这样一个弥天大谎。
其实，早在几年前，当德宗准备起用裴延龄为财政大臣的时候，陆贽就曾指斥裴延龄为“诞妄小人”，坚决反对，可德宗却充耳不闻，执意任命了裴延龄。
现在，满朝文武虽然也都知道裴延龄是个小人，但大伙更清楚他是天子跟前的红人，所以几乎没人敢去惹他。只有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銛等少数几个大臣，因职务关系经常跟裴延龄打交道，很清楚他玩的那些猫腻，因而时常向德宗举报。
然而，张滂等人也只是私下举报而已，从不敢公开弹劾。满朝文武中，唯一一个屡屡上疏弹劾裴延龄的人，就只有陆贽了。
贞元十年十一月，陆贽连续上疏，历数裴延龄的罪恶，痛斥其为奸诈小人，同时还把矛头直指德宗。他说：“陛下为了保护裴延龄，对他的罪状连问都不问，他势必以为什么事都可以瞒天过海，所以把东边的东西挪到西边，就当成他的政绩；把这里的财物转移到那里，就胆敢称为‘羡余’。愚弄朝廷，如同儿戏！从前赵高指鹿为马，鹿和马尚且是同类；如今裴延龄变有为无，指无为有，如此凶险虚妄，天下皆知。上至公卿大臣，下至小吏百姓，无不对此议论纷纷，但是亿万官民，能向陛下进言者又有几人？臣虽不才，但备位宰相，即便不愿开口，最后还是不能保持沉默。”奏疏呈上，德宗大为不悦，从此日渐疏远陆贽，却愈发宠幸裴延龄。
裴延龄当初被提拔时遭遇陆贽阻挠，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如今又屡屡遭其弹劾，这口恶气更是咽不下去，于是很快就发起反击，频频向德宗施加影响，怂恿他罢黜陆贽。
在陆贽与裴延龄的这场较量中，陆贽显然是居于劣势的，因为德宗并不站在他这一边。
贞元十年十二月，德宗终于下决心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太子宾客。
陆贽其实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了。他唯一没有料到的是——自己居然会栽在裴延龄这种小人的手里。
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定律，叫“劣币驱逐良币”，意思是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劣币进入流通领域后，人们就倾向于将良币（足值货币）收藏起来，用劣币去交易。最后，劣币的流通量越来越大，就会把良币驱逐出流通领域。
在政治领域中，这个定律其实同样适用。当君子和小人同在官场上时，君子凡事只考虑公共利益，因此必然不善于自我保护，并且容易得罪人，最要命的是得罪领导；而小人不管干什么都一意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更谙熟利益交换的原则，自然就容易讨人喜欢，尤其是讨领导的喜欢。久而久之，小人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大，君子的空间则会越来越小。最后，君子只能被小人驱逐。
成功扳倒陆贽后，裴延龄再接再厉，又把目标转向张滂、李充、李銛，准备把这些告过他御状的人全部搞掉。他对德宗说，这三个人都跟陆贽结党，应该把他们一网打尽。
德宗虽然宠幸裴延龄，但他也不想把打击面搞得太大，所以听过也就算了，并没当一回事。
裴延龄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春，关中大旱，朝廷的财政收入骤然紧张起来，一些开支不得不缩减。裴延龄趁机缩减了军队的粮草，然后对德宗说：“陆贽、张滂等人失势以后，心怀怨恨，最近在大庭广众中宣称：‘天下大旱，百姓流亡，度支使克扣诸军粮草，军中的士兵和马匹都没有吃的，这事该怎么办？’陆贽等人散播这种言论，不仅是中伤臣，还想动摇士气和民心啊！”
德宗闻言，将信将疑。几天后，德宗到禁苑中打猎，护驾的神策军士兵恰好向他诉苦，说：“度支使最近一直没有拨发粮草。”德宗一听，确信陆贽等人肯定散播了蛊惑人心的言论，顿时勃然大怒。
这一年四月，德宗下诏，将陆贽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张滂贬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长史，李充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区）长史，李銛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长史，把裴延龄痛恨的这些人全部逐出了朝廷。
陆贽从此远离朝堂，在偏远的蜀地度过了他的余生，再也没有回到长安。
裴延龄大为得意。他觉得如此一来，宰相之位肯定非他莫属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