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这个神秘人自从发送这份邮件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张晓鸥通过多方面的侦查依旧没有验证到这名神秘人的准确信息，于是，张晓鸥开始对这个神秘人发送的第二封邮件进行论证。
这份邮件里所说的是一封关于目讲僧在江浙奉化棠云汪家村建螺星塔和螺星潭的故事，相传明朝初年，村中常有山洪旱涝发生，以至于百姓生活在水患之中，这一日村口处忽然来了一个叫做目讲僧的人，自称乃是堪舆大家，精通风水之术。
汪家村之所以洪涝灾害不断，乃是“山口朝北，煞气太盛”的缘故，需要建立一座六层楼高的螺星塔，底部直径约20米，顶部高近20米，以合北斗朝太白之数，挡住煞气。
建完螺星塔后，目讲僧又指导村民在村中挖了一口“螺星潭”，又称“缸湖潭”，与螺星塔相对。螺星潭直径15米、深12。5米，潭壁由鹅卵石块砌筑，上圆下尖，自水面至潭底逐级缩小，也有六级。
目讲僧认为，村口的螺星塔指天，象征男性，而村子里的螺星潭向地，象征女性。两者相互辉映，可谓阴阳相合，天人合一。
自古以来，对于风水之术，从不乏信奉之人，当时的汪家村人听从了这个目讲僧的建议，果然，自建立这一塔一潭之后汪家村水患销声匿迹，百姓再也不需要饱受水患之苦，不由得大家都奇了，这个目讲僧怎么这么厉害，到底是何来历？
应该说人肉搜索这个事情从古便有，只是没有如今网络上流行的人肉搜索那么精密准确而已，也因为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以至于当时盛传着几个版本的传言，即便是当时的《宁波府志》上面也做过明确的记载：“目讲僧，不知何许人，隐其姓氏，或云元进士，晦迹于僧。或云为陈友谅参谋，反败逃匿为僧。”
这样的记载在当时好像是疑团阵阵，谜一样的难题，可是用在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这个目讲僧是元进士的说法几乎是不成立的，因为元王朝乃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乃是“由夷入夏”，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并野蛮的把人群分成了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
蒙古人乃是一个游走于马背上的少数民族，其文化的传承与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可谓是格格不入，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兵与秀才的关系，有理说不清。
也正因为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导致元王朝的前期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举办科举制度的，那么前期也就不存在进士一说。
当时的社会蒙古人在政治上重用的乃是色目人，即除却蒙古人、汉人、南人以外的外国人，这些色目人对科举这个玩意不太感冒，也不太懂那一套，所以儒者千百年以来“学而优则仕，读可荣身，耕可致富”的信念被彻底的践踏在了蒙古铁骑之下，士大夫文化式微，自然自宋朝遗留下来的社会秩序瞬间崩溃。
可是，自千年传承下来的儒家文化，那种讲究君臣伦纲的观念依旧深入到了每一个士子的灵魂之中，谁也无法抹灭，到了元王朝重新开启科考制度的时候，南人与汉人就算是忍受着巨大的耻辱也依旧选择了这一个行当，并且热衷于那个处处提防他们的主子，即便是到了元朝破灭被驱逐回北漠的时候，这些为臣的汉人和南人大部分都选择了跟随，因为他们的节操不允许忠臣侍二主的情况发生。
而那些遗留下来的旧臣则大部分归顺了明朝，虽然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可是断然不会出现遁隐的情况，因为愿意留下来的自然不会有那么坚贞的秩序观念，同样也不会安心的去守着佛祖和青灯为伴。
如果目讲僧真是一个进士出身的身份，自然不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结束，要不然实在是对不起他所学的儒学理念。
如此说来的话，那么目讲僧的来历就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陈友谅的部下，因为只有这些草莽出生的人才不会具备士子身上的那种效愚忠的气质，更不会为了所谓的节操而把自己置于生死线上，自然也不会顾及以何种方式行走世间。
分析到这里，张晓鸥的心里已经有了计较，他有一个感觉，总觉的这个目讲僧的来历远远不止是陈友谅部下这么简单，不由得他对手里的这个山洋指盒以及汪家村里的那一塔一潭来了兴致。
既然那个神秘人说此盒牵扯到了陈友谅的身后事，而且关系到了红巾军纠缠不清的瓜葛，那么多半在汪家村那一塔一潭之中有些些许秘密。
这种强烈的探索念头，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疯狂的滋生着，张晓鸥沉思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就坐上了去往奉化的长途汽车，然后又转去往汪家村的中巴车，经过八个小时的长途颠簸之后，终于出现在了汪家村的村口处。
望着汪家村四周的山川地貌，张晓鸥忽然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一瞬间他猛然想起这不正是那山洋指盒里的山川地貌图吗？
经过打听，张晓鸥教授和当地汪氏族长汪必凡搭上了线，声称乃是做民俗文化的研究而暂时隐瞒了其真实的来意，毕竟牵扯到国家考古的相关论证工作，在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是不便透露真实情况的。
汪氏族长汪必凡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