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锐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拎着裙摆站在落地镜前看自己耳尖上两滴晶亮的耳饰，笑得不知所谓了。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我还很小，大约只有七岁还是八岁的时候，母亲曾领我去村庄深处一户屋檐低矮的人家，在光线昏暗的西厢房里面，一个驼背的老妇人用一根在蜡烛上加过热的银针，一点一点捻进我的两只耳朵，穿透以后，又在洞里细细地捻进两根茶叶梗。我忘了那个过程到底有多疼，也忘了后来几天耳朵的伤口感染灌脓终于不得不拔掉茶叶梗任两个千辛万苦打出来的耳洞埋掉那些天里所糟的罪。我只记得母亲牵着我的手回家的路上，说等耳洞好了，就把外婆留给她作嫁妆的那对银耳坠子给我当嫁妆。后来耳洞埋了，她也不再提起，我却一直都没有忘记，心里总想着有一天，我会回到家里，抱着我的母亲告诉她我打好了耳洞，问问她记不记得那年带我打耳洞时答应给我作嫁妆的那对银耳坠。
“嫁妆”真的是很好听的一个词，好像它全部的意思是在说，这个姑娘是有家的，是有父母的，是有人疼有人爱的，是在夫家受了任何委屈都有地方可以回去的。这么些年里我一直都以为总有一天，所有一切会冰销，我的母亲终于能够学会坦然和平静，而我也能终于学会懂事，并且像我所希望地那样去爱她，至死方休。谁能想得到，这么些年以后，只要想起我的母亲，晚上就会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穿着高跟鞋提着裙摆拼命跑拼命跑，大笑着跑，发誓说非要跑出那个疯女人的生命才停下。我总想着只有跟她两不相欠，我这一辈子才能终于心安。而两不相欠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两个人都去死，不喝孟婆汤，带着这一世的记忆在来世里我做她的母亲，用她待我一样的方式待她，然后让她恨我到死。这样的念头多么残忍，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从来不讲道理，明明我们谁也不爱谁，总会有一些人站在周围指手划脚着说东说西。我也想着总有一天我能习惯，让所有跟我的生活格格不入的东西统统见鬼去。我一直都知道，我一点都不像镜子里看上去那么温婉，狠起来的时候我真的什么都做得出。哪怕时间过去这么多年，我仍然记得当年在蔷薇学校里的时候，我是怎样看着一个人割破自己的动脉慢慢地死掉，唇边留着甜蜜而幸福的笑。
我在镜子里看见谭锐，便笑了，转身面对他，歪着脸指着自己耳朵上亮晶晶的针问他好不好看。
他看着我，那么用力，那么深情，款款而来的动人。我闻见空气里甜蜜的青草香气，觉得他的那双眼睛，像是冬天里面温暖的炉火，一世一世的寒暖都落在里面。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只看着我的眼睛，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真的一点都不疼。
他抱了抱我，说小暖，你不疼的话，就出去管管胖子吧，她快要把狼给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