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开的比较漫长，足足花了两天时间才算是结束，新的试行法规措施是非常复杂的一套体系，光是一个税法改革就涉及到各个行业的税率制定和征税方式，公共福利系统更是涉及到卫生、城建、教育、医疗等等方面，劳工权益就有工伤工时最低工资等等方面的规定，工商管理又关乎到市场监管，消费者权益，还有相应的处罚措施。
这些对两广的传统官员那是完全陌生的，许良如果只是给他们具体的措施条目而不进行详细的解释，那官员们回去之后一定只能挠头。
而且除了这些新法规条例之外，得到朱标直接点头的许良，还当众宣布对洪武皇帝定下的一些制度进行废除或者修改，例如新规废除了让百姓们十分困扰的户籍路引制度，又例如对洪武皇帝定下的禁奴令严格清查和执行，这些旧的法令如果不撤销或者修改就会严重阻碍工商业的发展。
所以这两天与其说是座谈会，不如说是他对两广官员的一次集体培训，让他们对工业社会的官府责任有了一個基础的认识。
当然许良也知道以当下官府的能力还没法做到全部的这些事情，如果要维持这样的社会运转，那也是需要庞大的公共支出的，眼下两广的工业现状还支撑不起这样操作。
不过事情就是这样慢慢做起来的，工业规模不够那就多建工厂搞经济，这样就有钱进行一部分政务改革了，这样工业发展环境就更宽松了一些，官府也就跟着更有钱了一些，就可以再进行更多的政务改革了，如此往复循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慢慢的也就把事情搞成了。
这种事情一般都是社会发展倒逼着官府被动改变，而改革的意义就是可以主动进行规划，从而更有效率和更平稳的促进社会进步。
会开完了，官员们都有一种十分怪异的感受，他们都感觉朱标和许良在玩一种很新的东西，这是不是太看得起地方官府了？
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根本就做不到，官府没那个钱也没那个精力搞这么多的事情，那什么公共福利他们一听就知道这是花钱如流水的玩意儿，而其他各种措施想要起作用前提是官府真的能有效管理，可以县衙为例，即便是把那些衙役皂吏全都算上也不过是大猫小猫两三只，就这么点人能管这么多事儿那不是开玩笑呢吗？
好在许良在会议最后明确表示会议内容是长期计划，并不会要求各地官府一步到位全部做好，一众官员这才放下心来，虽然事情不好做但慢慢来总能摸索着往前走，不要强人所难就行。
但是也有不少官员对会议所讲的内容十分难受，所谓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明初经过了洪武皇帝高强度反贪，官员们或许不至于这么这么夸张，但一定会有和地方乡绅勾结的情况，如果这一套实施下去那也就意味着要和乡绅们切割了。
没有户籍路引的限制，又要严格监管市场，那县令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庇佑乡绅们垄断地方市场，而且还要去保障劳工们的权益清查家奴的状况，这直接就站在了乡绅阶层的对立面。
当然县令也可以视这些新举措于无物，只不过这样的话当许良考察过去的时候免不了要遭受铁拳了，是站在地方乡绅一边和皇帝的意志对抗，还是站在皇帝一边限制乡绅，这个选择并不难做。
反对的事情还是交给中枢官员去跟皇帝耍嘴皮子，真正办事的人可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会议结束之后许良便把官员们全都赶走了，自己该说该做的都已经做好了，剩下的就是靠考成法去鞭策他们干活儿，当领导如果还要去做具体的工作那只能说是浪费职权，领导领导自然是引领指导，用思想去指导用制度做工具，慢慢把这些个官员们全都调动起来。
不过许良也很清楚这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不然也不会给他们半年的时间做事儿。
在这半年之前许良还有另外的事情需要处理，那就是想办法稳定两广的局势，不说完全消除军事和治安上的隐患，至少也要减轻这方面的压力，所以当其他官员们都陆续散会离开之后，许良唯独留下来两个人，分别是广东都指挥使花荣、广西都指挥使韩观。
“两广之危机一在土民叛乱，一在安南之患，本官要经营两广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是一定不行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本官主要工作就是平息叛乱安定安南，而这就需要两位都指挥使多多出力了。”厅室当中，许良安然坐在主位上，笑着对两个人开了话头。
花荣和韩观两人相对而坐彼此看了一眼之后，很默契的一起表态：“此乃在下分内之职，接下来我们一定会整军训练，尽可能快的镇压两广叛乱，并且于广西边地驻重兵以威慑安南，为抚台的工作保驾护航！”
“镇压？”许良听到他们的话忍不住摇了摇头：“以你们的经验判断，军事镇压需要多久才能平息两广的叛乱？”
许良这么一问，花荣和韩观都沉默了，他们根本给不了这个保证。
军事镇压说的容易但做起来极难，土民活动躲在高山大峡地带，这些地方明军难以深入但对方却如鱼得水，这样的情况下别说清剿了就连找到对方都不容易。
而且就算一时取得一点成果，也很快会有其他的土民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