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脑梗了。
从省城回来的那天还好好的，怎么就脑梗了？
母亲今年已经87岁了。
每一次去见母亲，母亲总是提起过去了的往事：“大跃进那会儿，吃集体食堂。”母亲回忆道，“食堂的东西都是各家各户家里上交的。等到东西吃完了就解散了。回到家里，没有东西吃。一点点米熬稀饭，一个人一碗，还没有你的份。那时候你两岁。卫军四岁。我喝完了汤，留下米粒给你吃。你猜猜里面有多少米？”母亲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只有六粒米。”
“分家的时候分到两斤米，十斤地瓜干。吃完了没东西吃了。就到地里摘地瓜秧吃。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
这样的故事曾卫国听过许多遍。但是不忍心打断她。
母亲很孤独，总是情不自禁地祥林嫂似的叙说自己的苦难故事。
母亲被安排在观察室。观察室有两张床。年纪四十多岁的女主任医师过来看了一下，问了一下发病情况。有什么病史？吃的什么药？护士给母亲上了心电监护、吸氧。挂上了疏通血管的药。
隔壁床住着一个七十多岁的农村来的老头，也是脑梗。半个脑组织已经坏死，神志有点狂躁。有一个六十多岁的男护工在照顾。
老头的儿子下午过来坐了一会，晚饭的时候就走了。
卫英买了一碗海鲜粥，母亲只吃了一点点。
晚上。曾卫国躺在躺椅上，守在母亲的床边。
夜里。隔壁床老头喉咙里发出痰液的“呼隆”声和心电监护器有节奏地“滴滴”声，像雨点似的敲打着曾卫国说神经。有那么一会，母亲架在手指头上的传感器掉了，心电监护器发出了“铛铛”的报警声，搞得曾卫国心烦意乱没有一点睡意。
天快亮的时候，曾卫国迷迷糊糊睡着了。打扫病房的男护工托地的发出的“踏踏”声把他吵醒了。
曾卫国看了一眼时间：六点半。看了母亲一眼。母亲很安静，呼吸很均匀。母亲一直说晚上整晚睡不着，看母亲睡眠还是不错的。
到七点多的时候。曾卫国把躺椅折叠起来。把被子塞到柜子里。去卫生间洗了脸。然后打热水给母亲擦脸、手。
护士拿着盘子走进来，在母亲手臂上抽了六、七管的血。
上午做颈部血管、心脏、肝胆脾、胆囊、下肢血管的B超。十点做二十小时动态心电图。
下午去做门诊预约好的核磁共振。
晚上搬到了普通病房。
卫民晚上陪母亲过夜。
第三天。
主任又开了一张核磁共振检查单。
“核磁共振不是做过了吗？怎么还要做？”查房的时候曾卫国问主任。
“那个是平扫，现在这个是做血管的。不一样的。”
“哦。”
“你母亲心脏有持续的房颤，脑梗有可能就是房颤引起的。”主任说，“以后要长期服抗疑的药。”
“需要吃什么药，出院的时候你给多开点。”
“我开了会诊单，到时候叫心脏科的医生过来看看。”
中午。护士给曾卫国一张纸条：“你去十三楼找林医生，叫他给你会诊。”
“带我母亲去？”
“不用。你自己去就可以了。”
“会诊不是到病房来吗？”
“那是不可能的。”
十三楼医生办公室。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医生正在给一个老太太做咨询。旁边站着老头。
一个年轻的医生正在电脑前看电脑。
曾卫国等医生做完咨询问道，“你是林医生吗？我是……”
“那个是林医生。”医生指了一下年轻的医生。
曾卫国走到年轻医生面前，“我是十楼二十一床家属……”
“哦，我知道。”年轻医生转过身面对着曾卫国，“你母亲的房颤，没有药可以治疗，唯一的办法就是做房颤射频消融。很微创的手术。病情稳定了你来找我。我星期二门诊。”
林医生递给曾卫国一张名片，上面的头衔是副主任医师。
好年轻啊！大概率是博士毕业后工作五年，直接考上了副主任，一年都没耽搁。
“年纪大了，会不会有风险？”曾卫国问。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这个你知道的。”
“有没有药可以控制一下，不用手术。”
“没有。”
曾卫国在手机上浏览了一下有关房颤的信息。
短暂的，阵发性的房颤可以用药复率。母亲是持续性的，已经好多年了，药物没用。
射频消融风险很大，有效率并不是像医生说的那样有百分之八十，可能只有五十。而且复发率可能有百分之三十。
看着母亲饱经风霜的像刀刻似的满是皱纹的脸。曾卫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