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
自从听说给渔阳边市的汉商当屠夫、都能赚得比原先当雇佣骑兵还多。很多乌桓人再也不以勤练武艺、骑射，追求当兵拿钱作为唯一人生出路，反而开始练习怎么庖丁解牛，剔骨割肉。
胡人的人生上升通道和职业追求变得多样化之后，乌桓人也就没原先那么尚武了，长此以往，必然更容易被汉化控制。
整个七月份，糜竺这儿开一家屠宰场就爆满一家，一开始只有乌桓人来找活干。到了八个月，落单的南匈奴人和鲜卑人，也来这里求职。
有些人汉话说得不好，语言不通没法被管事的人管理，就被拒之门外。
糜家的商会一开始倒也没注意这些小问题，毕竟他们是来赚钱的，不是来承担社会责任的。匈奴人鲜卑人汉语说得不好不配被雇佣，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
但是，随着眼下到了八月中旬、诸葛瑾又一次“回头看”，来渔阳边市视察，他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小问题。
诸葛瑾这次回来视察的第二天，他就在渔阳城北的一处新聚集起来的贫民窟周边，看到了一片片流窜的来求职未果的胡人。那些胡人在抢屠宰厂剔完后准备堆肥用的骨头，拿去用㶟水河水随便煮煮吃。
诸葛瑾当然立刻意识到：这些没找到活干的胡人，绝对是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连忙找来负责渔阳和边市管理的田豫，让他立刻派人去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田豫当然不敢怠慢，连忙彻查了一番，然后第一时间把情况如实汇报：
“回禀诸侯，是有些部族被打散、或者遭了灾自行逃散到渔阳来的零散鲜卑人，听说来渔阳边市当屠夫能混个饱暖，还能多赚些余钱，就自发想尽办法涌过来。
我们的边关过关检查已经很仔细了，但也只能约束大群的、携带武器的胡人，不许他们随便进关。但是对于零散的、没有携带武器的平民，还是无法严密管理。
渔阳这边招工太多太急，有些胡人又是换了发髻头巾，扮作汉人边民，一时难以管束。”
诸葛瑾微微有些生气：“这不是关键！把人放进来没什么，本来渔阳就是用人之际，关键是放进来后要管好。这些人有手有脚，来了又无事可做，总有原因。”
田豫微微有些冒冷汗，谨慎而又语速飞快地回禀：“我也让人问过了，一来是来的人确实太多，屠宰厂却建得不够快不够多。而且眼下才开市一个多月，每天贩卖过来的牛羊肉，差不多都来得及加工了。
开设屠宰厂的富商，便能优中选优雇佣屠夫，手艺稍差一些的便不用了，不会说汉话的也不用。这里大多是不会说汉话的，少数是手艺不过关。”
诸葛瑾听说细节原委后，简直要叹息古人的管理粗放了。
这但凡稍微有点后世招商引资、解决就业治理想法的官员，看到这样的情况，那还不赶紧扑上去把配套做好？
但是没办法，汉朝人从来缺乏重商主义的传统，那么多年了，不是一时半会儿扭转得过来的。
诸葛瑾便颇有“服务型政府”的礼贤下士，语气沉重地劝诫田豫，还让他事后一并转告糜竺，
“归化胡人，这是古今崇尚的善政，你们既居其位，行事岂可疏忽？看到百姓有困顿，就该设法解决。难得有那么多胡人想给汉人务工，不会说汉话就赶紧开设速成的庠序，教他们说汉话呀！
完全可以让工坊主们预支一笔‘培训基金’，筹款成立公办的庠序。学成之后，凡是哪家工坊要用人的，把人派过去，第一年从工钱里扣除一部分作为学费。
另外，在收钱时，要让各大工坊按照用工规模，无论用的是汉人还是胡人，无论用的人原本有没有学好手艺、语言，只要他们在渔阳用人，就按照人头数摊派这笔钱。如此，也就没有工坊主会专门挑选不用培训的熟手了，不管他雇生手熟手都要给这个钱。”
诸葛瑾能想到这些，也完全没难度，这在后世服务型社会已经是基本操作了，一个地方要提升就业，给失业人口提供配套服务，自然会有公益性质的培训。
这些操作，本不难理解，只是汉代的官员难以想象，官府能为人民做到这一步。
好在诸葛瑾并没有让官府掏这个钱，钱最终还是渔阳本地的用人商户出的，按用人数量摊派了下去。官府只是提供一个中介管理，所以田豫觉得要落实也不难。
如今能进渔阳边市做生意、开工坊的，那都是一本万利的，这里还是一片开阔的蓝海市场，来了就能捡钱。这种环境下，让商人们多出点钱，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而且分配合理，并不会有人反抗。
田豫立刻和糜竺那边也请示商议了一下，在短短几天内，把诸葛瑾的建议细化落实，形成一套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案。短短十余日内，第一批在渔阳搞“岗前职业培训”的临时机构，就草创了起来。
最终，这些培训机构在设置课程的时候，还做了些调整，不光教胡人汉语，也教一些简单的手艺，比如怎么鞣革制革——胡人擅长屠宰和处理牛羊肉，也擅长制造羊皮袄，但对于牛皮鞣革制造甲胄，并不是非常擅长。
当时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