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衣的成本，那也是不小，布料棉料衣料在当时，都是紧俏物资。在1960年代的天津，一件“涤棉卡其男制服上衣”要卖19元，一条“涤棉卡其男制服裤子”卖14元。上下一“配齐”，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就出去了。所以那时的工薪家庭，“买衣服”真是难得的奢侈事。就算“过年穿新衣服”，也多是自己买料子做。至于平时？那真是“缝缝补补又三年”。
比如1962年，李振恃刚走上乒乓球道路时，除了“省一个星期菜钱”买球拍外，母亲还把家里的大衣卖了，给李振恃哥俩各买了一双球鞋，外加一块海绵和一个球网，总共花了十块钱。这就是“妈妈给李振恃打球的全部支出”。也正因如此，那一双球鞋李振恃穿了三年，补了七块补丁，哪怕后来因为长身体穿不下去，“还舍不得扔”。
还有一些今天司空见惯的日常用品，放在当时，都是“天价奢侈品”：比如糖果，在1960年代的天津，一级白砂糖要八毛八一斤，红杏软糖两块七一斤。要知道，当时北京条件较好的工薪家庭换煤气，一罐煤气价格也不过两块七，相当于一斤红杏软糖的零售价。同时期的上海人结婚，男方如果能用两三斤糖做聘礼，也是非常有面儿。
还有塑料制品。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们常把“塑料”叫做“化学”，以体现其高大上地，价格当然也高。1963年时，一只“化学肥皂盒”（塑料肥皂盒）要卖七毛五，相当于一斤羊肉。一双“化学凉鞋”（塑料凉鞋）零售价两块五，一只“化学梳子”也要卖三毛三。对于那时的普通城乡家庭来说，这类“便宜货”，轻易不敢买。
更重要的是，就算在六十年代，手里有大把的钞票，可如果手里“只有钞票”，那恐怕也是什么都买不成。因为那个年代的一大特色，就是凭票供应。
在那个物资无比紧缺的年代里，国人的日常消费，都是有“定量”。比如北京市的居民们，除了买粮要用粮票外，买副食品就要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能买2两食糖和一斤盐。
还能凭油票每月买三两食用油。每户每月还可以买半斤稀黄酱。上海市在六十年代初时，发放的各类票证，更在五十种以上。比起这些条件较好的大城市来，其他地方的“凭票供应”，当然也更加严格。
放在整个六十年代里，买粮买肉买油都需要“粮票”“肉票”“油票”，另外还有“工业券”，购买毛巾毛毯电池铁锅暖水壶雨伞等日用品，都是“凭券”。以一些经历过六十年代生活的“老北京”的话说，那时“并不是没钱，而是有钱买不到东西。”
放在当时的北京，六十年代初吃一碗大米饭，就要四两粮票加八分钱。一个烧饼也要二两粮票加四分钱。至于买价格不菲的点心饼干？没粮票钱再多也买不了。看着“便宜”的东西，没粮票真吃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