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下旬，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刊登了两篇文章——
《我们走那条路》和《人权与约法》。
他在前者中提出“五鬼论”，高呼：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五大仇敌。
这五大仇敌之中，帝国主义不在其列，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之后在1933年，胡适在对新闻记者谈话中，又提到了第六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民国，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
胡适认为，日本军阀在华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那时已颇难消除，依然在国内形成了所谓的“鬼”，日寇不该继续用这种手段来侵略华国，因为这只会让华国不断生出仇恨。
对于胡适及其“六鬼”论，鲁豫才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中讽刺道：
胡适博士不愧为日寇的狗头军师。如果日寇大发慈悲，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华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
因为没有了暴行，就不会有仇恨了啊！
全面战争爆发前，胡适一直主张与日本和谈，虽说早些年始终批判国党和校长的独裁，后来又跑去宝岛任职。
总之，这是个很复杂的家伙，有人说他好，有人说他坏。
而他一直主张和谈这事，是一生的黑点，鲁豫才等人十分厌恶他的那套说辞。
叶洛和他的关系也只能说点头之交，“林徽因的共友”、“婚礼的证婚人”就是他们间最亲密的关系。
之前刚在天津港见过这家伙，因为林徽因也在，叶洛不想这么一个大文豪深陷各种政治问题中，便非常隐晦的提及了一些事。
没想到这家伙根本坐不住，自己还在金陵游玩，他却已经在上海滩被捕了。
问题就出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上。
《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现在的社会严重缺乏人权，经常侵犯人权的并不是个人或团体，而是金陵国民政府。
胡适要求尽快制定一部法律，至少是赶快制定一部所谓的“约法”。
不久前，胡适还发表过《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约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章，强烈呼吁约法，他强调这是一切的基础，金陵国民政府决不能继续蛮横独裁下去。
胡适的言论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在舆论界引起了较大的震动。
罗隆基、梁实秋等著文响应他的呼吁，有人在不同场合下支持胡适。
这下可真的触发了金陵国民政府的“天条”，即便胡适和校长夫妇的私下关系不错，也逃不过制裁。
戴立以“肆行反动”的罪名封禁了新月诗刊，并在胡适的上海滩居所里将其抓捕，送往了龙华监狱。
一切与这些文章和新月报刊相关的人都倒了十八辈子血霉，有一个是一个，谁都没逃过情报处特务们的抓捕。
戴立甚至还派人到金陵以及北平等地去抓捕相关诗社成员，要让这些文人知道谁才是天，他们的笔杆子可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唐腴胪和叶洛说完这个，远在天津城帮叶洛设计叶氏百货总部大楼的林徽因便打来了急电，希望他能从龙华监狱里把胡适捞出来。
“徽因姐你放心，既然是你开口了，我肯定把事情办妥。”叶洛知道即便自己不出面，校长也会“不小心”把胡适放跑，让他去各国“游学”，因此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阿洛，呜呜呜，果然还是你最靠得住。”林徽因泣不成声，因为这事忽然发现学问再好，名气再大，都是空，在强权面前，只有人脉才是一切。
安抚完林徽因，叶洛不敢怠慢，立即和孟小冬起程返回上海滩。
临行前张乐怡哭得梨花带雨，送了好多首饰和珠宝给这个干妹妹，还嘱咐她有空就常来宋公馆玩。
张乐怡确实爱听戏文，还经常一掷千金去捧自己喜欢的戏子，但那就像有钱人捧明星一样，心里并未把戏子当做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对象，反而更像是随手养的阿猫阿狗。
在梨园有多年经历的孟小冬比谁都清楚这点。
而现在这位财政部长的正房和自己如此亲昵，显然是因为她的男人。
第一次，孟小冬感受到了有男人依靠的快感。
与梅兰芳在一起时，她整天担惊受怕，两人虽都是民国时期京剧大家，但脱离戏台，就和普通百姓没啥区别。
军阀头子们对她的身子虎视眈眈，连下野许久的那些人都敢肆无忌惮玩弄他们这种知名戏曲大家，更别提还在高位上的那群家伙。
梅兰芳罩不住她，甚至连一个妾室身份都给不了。
现在，跟了叶洛，还没一点儿名分，却已经能和军政界高层的妻子们谈笑风生，完全不用赔笑。
张乐怡还和她说：“如果嫌弃那些女人太烦，你就直接把她们赶出去好了，你是阿洛的女人，不管有没有名分，都不用理会她们。”
这就是他的男人给她所带来的底气。
也许在叶洛眼中，这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可对曾经的孟小冬而言，这是多么遥不可及的东西啊。
火车上，听完这些，叶洛什么都没说，只是轻轻搂住她，安抚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