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承大位，改元崇祯……”
天启三十二年，皇太子朱慈煊即大位，改元明年元为崇祯，是为崇祯皇帝。
朱慈煊出生于隆庆元年，即位时五十五岁，由于性格羸弱，所以朱由校一直不喜欢他，直到天启三十年才将他册立为太子。
即位后，朱慈煊翻看了内廷的无名书，这才了解自家父亲为什么不选择自己。
当下的大明，无疑已经开始陷入困境，而性格不够强硬的自己，显然无法带大明走出这点困境。
虽然知道了这点，但朱慈煊却无力改变。
如今的大明，已经不是皇帝的一言堂了，从仁宗下放权力开始，皇帝就陷入了需要倚重臣子来改革的局面。
再往后的改革，每改革一次，皇帝的权力都会在无形中被下放一次，大明传到朱慈煊手中的时候，皇帝虽然在中枢还有绝对的话语权，可在地方上却并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了。
地方上的资本与官吏和武官勾结，哪怕士兵知道自己效忠的是谁，皇帝却无法直接指挥士兵。
就连朱慈煊的爷爷、父亲所能做的，都是指挥上直的部分兵马，例如燕山、吉林、天策、龙骧四卫，便是如今天家所能不经兵部和六军都督府直接调动的军队。
其余的上直十二卫，要么武官中立，要么就是早早被人拉拢。
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
这些曾经皇帝的耳目，也早早腐朽，不堪重用。
正因如此，朱慈煊即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裁撤厂卫，仅保留锦衣卫一个谍报组织。
对于百姓们来说，厂卫的裁撤或许是茶余饭后的话题。
可对于朝廷内部的人来说，大部分人都知道，所谓的厂卫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它存不存在都改变不了当下的情况。
改革没有所谓“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但凡断了一次，后面的人不管再怎么努力，机会始终都已经消失了，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在延续死亡罢了。
认清了现实，朱慈煊只能延续天启年间的政策，提拔一批还算清廉的官员来不断进行京察。
只可惜所谓的京察，也不过是打打小鱼小虾，无法连根拔起罢了。
崇祯二年，英国下水万吨级别驱逐舰，同年的法国、西班牙等国都在陆续下水万吨驱逐舰。
此外，他们开始着手研发歼击机和轰炸机，一轮属于西洲的军备竞赛由此展开。
为了预防有可能发生的战事，朱慈煊秘密令六军都督府制造航母，改良各类军械，并对上直陆军和东洋、东海、大明洋、南洋、南海等满剌加海峡以东舰队展开换装。
崇祯三年，大明军费从原本每年三千八百万两，提升至四千五百万两，占比同年财政收入的13.8%……
同年，西洲各国军费最高的为法国四百六十万两，其余大多在二百万到四百万之间，军费占比财政收入基本在30%-40%之间。
这一年，奥斯曼的军费是六百万两，占比财政收入为48%……
对于殖民地的争抢，主要是昆仑洲北部地区。
崇祯四年，奥斯曼国准备在埃及地区修建一条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运河，遭到大明谴责而终止。
尽管这条运河的修建对大明也有一定好处，但这却触及到了昆仑宣慰司的利益，而昆仑宣慰司的利益也就是六军都督府的利益。
针对这一点，六军都督府与六部的扯皮由这一年展开。
对于六部和资本而言，运河的修通无疑能缩短西洲代工的时间，而时间就是成本。
对于六军都督府而言，运河一旦修通，那就代表昆仑角的重要性下降，可直接获得的利益也将下降。
双方的扯皮并没有持续太久，毕竟军中不少资本也希望缩短前往西洲贸易时间，更何况大明承平五十余年，没有新晋武勋担当中流砥柱，大部分勋臣武官早就转向文治了。
大部分国公府都是军政一把抓，运河能否修通，他们都可以获利，所以他们的态度并不坚定。
正因如此，这场所谓的扯皮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结局，而文官那边扯皮的，是认为这条运河应该由大明朝掌握，而非一个小小的“鲁迷国”。
七月，大明礼部左侍郎祝祯与奥斯曼交流，认为这条昆仑洲运河，可以由大明出资修建，建成后由大明驻军保护，税收则是由大明拿八成，奥斯曼拿两成。
形势比人强，尽管奥斯曼凭借大明最大代工厂的身份，拥有两千四百万两财政收入和二千六百万人口，但相比较大明朝，他们还是太过脆弱了。
八月初二，《昆仑洲运河条约》签订，昆仑洲运河项目开始启动。
同时，东洲运河（巴拿马运河）项目也随之启动。
两项运河工程耗费达到五千万两，但这次户部却格外大方的调拨了钱粮。
这两条运河，早在五十年前，大明便已经有技术可以修建，但碍于当时小冰河活跃期耗费钱粮太多而不得动工。
小冰河活跃期结束后，户部又背负十亿的国债需要偿还，如此便拖了四十年，直到今日才得以动工。
五千万两对于西洲各国是一笔天文数字，但对于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