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刘思敏回到处里的时候，老胡已从他的眼神和面色上看出来，不禁摇摇头，叽咕道：
“早知你斗不过人家，谁想竟还是自觉地投怀送抱哩。一切自在人心，你好自为之吧。”
刘思敏也不分辩，笑嘻嘻地看他办完交接手续头也不回地离开。
自己回来拿起桌上的钥匙锁了文件柜子，将钥匙丢在抽斗里，一屁股坐进那把想了许久的高背皮椅，小声朝空荡荡的房间说：
“从今天起，这座六安城……不、不对，整个皖西都在我手里了。我让谁死、谁生……，哈哈，就像阎王爷那样。
唉，你们呐，都不会想到吧？刘思敏居然走出了黑暗的日子！
想想去年此时，还傻乎乎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翻山跋涉，如今却可以自由地在城里呼吸。原来自由是这样美好呵，以前我都做了什么呀？”
他猛地直起身走到外间，早上那个随和的文书连忙恭敬地起身问他：“处座，您有什么吩咐？”
“通知各组组长来办公室开会。还有，给我找套新文具来。”
“是，我马上去办。您的文具已经备好了，我叫人取来放到您桌子上，何如？”
刘思敏含混地点头，回身进到屋里，狠狠地敲了额角一下，仿佛是要将这梦境打断似的。
手下态度的转变令他惊讶、不习惯，原来做长官是这样体面而轻松的事情，你只要说自己要的，立即会有人去办理。
“唉，看来白军也有白军的道理，至少不像红军里面喘气都要小心、汇报”
直接报告给侯专员，这才是最妙的地方。过两天派司做好后拿到手里，皖西所有军、政官员没有个不配合的，那时他就是皖西第三把交椅了吧？
刘思敏可以呼风唤雨、随心所欲，纵然有个把不听话的能怎么样？早知如此省事，何必苦哈哈地去闹革命？
他得意洋洋地想着，忽发个念头，立即将文书叫来。一边用水笔在纸上写、一边指示他说：
“明天老胡出发去浙江上任，你到会计那里领二十块大洋、一个红封。以我的名义去给他送行，同时送他这钱做路费。
虽然我接他位置，却不可失了胸襟，对不对？你就说我被专员一早叫走，不得当面相赠……。”
文书听一句应一句，却趁不注意暗暗地做了个鬼脸，又赶紧收敛，恢复了那副认真、忠诚的表情。
当叔仁和他的同志们找到同和旅馆住下，并和高松的另一组及地下组织接上头后，才得知刘思敏已经加官进爵的消息，这更加重了大家的愤怒！
然而不管怎么，首先要面对的是他如今身边时刻不离地总有三、四个便衣跟随，若想无声息地下手确实是难。
叔仁一边监视他办公的地方，一边让人在附近主要街道上或摆摊或测字，总想瞧他经常出入些什么地方。
为此，他特地请地下组织帮忙，找一个对城里情形十分熟悉的人来，参加这个艰巨的行动。
地下组织派来的是个半大男孩，很快被高松开玩笑似地称做“老豆”，实际上他姓窦，不过个子不高，矮墩黑壮地，加上额头有三道深深的皱纹，所以就“老”了。
他是个赶车的把式“世家”，身上总有股去不掉的牲口汗味儿，兜里永远只有一块黑豆粕干饼，饿时便起出来，好像和它有仇般恶狠狠地啃上两口。
不过这孩子对六安城极熟，大街小巷都在脑袋里记着，好似活地图，连人家店铺的名字、门脸甚至大柜、伙计的名字也记得，倒给叔仁做了几回好帮手。
看见他叔仁想起替自己死了的陈担子来，心里阵阵发酸。
老豆依着叔仁的意思，几次带侦察的人去监狱周边转悠，总想摸出这叛徒的行踪规律来。
不想一连数日却摸不着头脑，刘思敏时而出现、又时而消失两天，根本摸不清他的动静。渐渐地叔仁有点急，日子久了怕这些人在城里露出行藏可就坏了。
他把老豆叫来，认真地问他说：“我先前也住过些日子，记得这城里应该有个怀恩寺吧？”
“没错，”老豆仰脸答道：“那地方在南门外，隔着河就是桃花坞，风景很好，可太僻静了，夜里空荡荡地没个行人。”
“僻静好呵，我就是找个僻静去处。”叔仁看着老豆不解的模样笑了。
他悄悄和老柴、高松两个商量，要把人手分开，一部分由老柴带领住到寺里去，减少城里人数，避免可能被敌人嗅出味道。
没想到在商议哪些人出城的时候冒个插曲，高松坚决地提出要让大耳朵出城，甚至提出停止他参加任务、限制他的行动范围，这令叔仁和老柴十分惊讶。
“好好地，这是为啥？”老柴莫名其妙地看看叔仁，见他也是一脸困惑，便接着说：“难道他干了啥瞒着大家的事情？”
高松重重地点头，表情严肃地说：“而且，相当混账！”
“到底什么事？”叔仁开始猜：“这家伙吞了战利品？私自外出了？要么是在街上戏弄当兵的、惹火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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