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情报，王坚和李庭芝得悉对面的鞑子朝不甘心失败，想要“加码”之事。
就此事的对策，两个总管意见相左，他们心平气和地讨论，彼此不能统一意见，遂决定面圣，请求圣裁。
说做就做，立即上马，在两人亲兵们的保护下，赶往城中皇帝行宫。
时为巳时初（上午九点），济南府街道非常的热闹，人来人往，先前战争的影响荡然无存。
这时，街道上骚动起来，路上行人奔走不迭，因为成群结队的军兵涌来，将王坚和李庭芝护卫严严实实，两人并骑，李庭芝的马头稍落后王坚一点，看着前导的亲兵喝道，把路人赶往一边。
亲兵们动作敏捷，先是吆喝，若不听从，闪避慢一点者马鞭可就落下来了，如再有迟疑，那就腰刀出鞘、弓箭上弦，重兵器握在手，阵仗非常大，普通人吓得腿软，有的跑开了，有的被拖到一边！
他们习以为常，哪怕是讲究“良家子军队”建设的王坚和一身正气的李庭芝均熟视无睹，因为这是皇权特许！
南北两朝的大官出行都是这个德性，这是一脉相传，南朝这边从宋朝传到明朝，大官出行都喝道开路，小百让行。
扰民不得已，安保更重要！
相比于小老百姓的有意见，皇朝统治者更关心高官们的出行安全，象唐朝宰相武元衡当街被杀的事情是绝对不容许发生的。
那是大唐唐宪宗皇帝的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一大早，报晓晨鼓敲过，天还没有亮，大唐宰相武元衡（武则天曾孙）穿戴好官服，离开自己位于长安城靖安坊的居所，在几名随从的伴随下，乘马前往大明宫打卡上班。
这段路途有7公里，武元衡骑马，他的随从还是步行，所以走的并不快。就在武元衡一行刚出靖安坊东门的时候，一伙蒙面刺客从暗中射出数箭。武元衡的随从见势不妙一哄而散，而就在武元衡想跑时，刺客一把抓住了他所骑的马的笼头，拖拽了十几步后，手起刀落，让这位着名的“才子宰相”的身首分了家。
又有一伙刺客，在通化坊（今西安含光路北段与朱雀大街之间）试图袭杀时任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的裴度。幸好裴大人的厚毡帽帮他挡了一刀，他的仆人王义抱着贼人大呼，被刺客砍断一条胳膊，这才帮裴度捡回一性命。
此事影响很大，史载：“京城大骇，于是诏宰相出入，加金吾骑士张弦露刃以卫之，所过坊门呵索甚严。朝士未晓不敢出门。上或御殿久之，班犹未齐。”
意思是事态严重。宰相当街被杀，大臣们吓得不敢上朝，金吾骑士要拿出武器保护大臣上朝，出入检查严密，拖延时间，导致皇帝按时上朝，大臣们还没到齐的少见情形。
换作以前，要皇帝等大臣来开会，御史即以“大不敬”之罪弹劾该大臣！
后来查出是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出的杀手所作所为，因为两位高官都坚定地支持皇帝削藩，且都是坚定的主战派，王李两节度使不忿，派人行刺，武宰相的死，死在皇帝削藩的节点上，是朝廷的重大损失！
所以呢，对比高官出行戒严、封锁街道导致的拢民、影响经济等的后果，皇帝认为这个成本必须接受。
否则，象王坚和李庭芝这样执掌整个战局的大将，一旦他们出事，影响到整个战局！
是的，鞑子面利不利战局，狗急跳墙，多次派出杀手前来试图暗杀高官乃至于皇帝，这点对于他们来说毫无心理压力，毕竟他们是暗箭伤人的高手。
朝廷下令严防死守，制度严密，包括了设置关卡、严格路条制度、加强巡查以及法律制裁等。
地方衙门的严格防范，各保卫部门建立要人保护圈，捉出多起杀手，一起是青州，由于路条不合格被当场拿下，一起则是在徐州因为口音不同，引起注意，继而查出来是准备来焚烧大军草料场，还有一次则是路上盘察时的发现。
不仅仅是这两次，还有多次，有的被发现，有的未能实施被挫败了企图。
通报之后，由不得高官们不重视，纷纷躲在龟壳中确保自己安全，象王坚、李庭芝都可以有近百人的亲卫队，每次出动都是前呼后拥，不让外人接近。
当然，朝廷也尽量把这种拢民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比如事先解释，说明高官们的安全重要，兼高官们的体面所在，小老百姓统统得让路，此乃皇朝法律，必须执行！
解释清楚，百姓还是理解的。
再有高官出动时，前导人员态度既要好，不能对百姓过分，但又要完成任务，所以有的亲兵甚至练就了马鞭抽出，打在人身上，衣衫未破，身体肉痛的高手绝招。
真要是出现高官出行导致民众利益受损，换作是北朝那是死伤了白搭，损失就白白损失了，而在南朝这边，视乎情况，给予一定的补偿，这不叫赔偿，因为是百姓挡路不占理，高官完全可以不管不顾的。
法理之外不外乎人情，温情执法很有必要，毕竟，这些可是朝廷的百姓，是朝廷统治的基石，而不是奴隶！
皇帝的近侍大将孟牧劳（节度使、有一次早上出操，结果他的马队碰到一个推着车子出行卖早餐的摊贩，把人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