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柔和阿术表面上言笑兮兮，实际上两人心中都是冷笑。
蒙古贵酋们根本看不起汉人，在他们看来，汉人懦弱无能，战争能力差劣，哪怕张柔明面上的地位很高，他做到了汉军万户，为蒙古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蒙古贵酋一来信不过他：张柔是叛变了金国后归顺蒙古的，有一就有二，一旦形势变化，他背叛蒙古也不出奇。
二来就是血统论，蒙古人的血统最为高贵，为维护蒙古对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统治，实行民族歧视政策。
张柔虽是北方汉人，但在蒙古蒙古贵酋眼中，他与南方汉人即南人无甚区别，实际上汉人和南人在法律上、政治上的待遇根本没有区别，汉人可能在选任、提拔某些地方官员时，获得信任相对较多，会比南人有一些微弱的优势。
阿术看不起张柔，但不敢对张柔失礼，张柔得到了汗王忽必烈的信任，还由于阿术之父兀良合台因为直言得罪了汗王，兀良合台叮嘱阿术要小心做人。
在他们背后，张柔的部属则对阿术冷眼相看。
一个年轻的小子（阿术今年才二十五岁），立了一些浅薄功劳，就那么大咧咧地与他们深为崇敬的张万户站一起，没有尊卑高低之分。
要不是这小子出身好，有一道护身符，张氏部属都想狠狠地给阿术一个教训。
阿术看不起汉人，而汉人又何尝看得起鞑子们！
是的，当他们这些北方汉人与蒙古人接触后，发现他们虽然武力值高企，但也不是压倒性的优势！
真要交战，如果大家条件相同，汉人有机会战胜他们！
鞑子精于骑射，但汉人奋起直追，勤奋的天性是刻在汉人的基因中，一卷起来，骑射胜过了金人，赶上了蒙古人。
鞑子粗卑，勇则勇矣，军略远远不及汉人的军事家，就是无脑猪突的鞑子多，汉人在战场上失利，主要是方方面面非战场的因素太多！
即便有种种不利汉人用兵的因素，鞑子打了二十多年，始终不能突破宋人的长江防线，这样的军事水平，不过如此！
两边人各怀鬼胎，归营后，张柔和阿术向忽必烈缴令，张柔坦承失败签军突出芜湖东城墙的失败，请汗王降罪。
忽必烈对他没作任何责罚，而是满面春风地道：“张先生何罪之有，张先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实乃孤之子房也！”
他这么高兴，因为喜事盈门哪。
本来，鞑军三路进攻宋人，其进攻态势相当不利。
忽必烈、张柔一部深入宋境，被一座小小县城挡路，寸步难行。
宗王拔绰与都元帅兀良合台在黄山和景德镇一线（距离杭州四百里外）遭遇了宋将高达和吕文德的顽强阻击，损兵折将，进展缓慢。
他们都处于四面皆敌的窘境，无论是兵员补给还是粮秣军械都得不到保证。
然而，宋人不愧是个“送”字，送人头上门，鞑子笑纳了！
陈宗礼、高达和吕文德能够挡住鞑军攻击，其余各路宋军，相当的拉胯，他们在遇见鞑军时展示的羸弱，令人瞠目结舌。
为了得到补给，张柔遣人通过了宋人的淮河防区，向驻扎在安丰（安徽寿县）的张弘略求援，张弘略遂尽起本部兵马八千往长江而来。
上阵父子兵，张弘略，字仲杰。元易州定兴(河北)人，张柔第八子也，蒙古宪宗（蒙哥汗）五年（1255年），权顺天万户，现驻安丰。
此时大宋朝的两淮制置使是李伯玉，此人初名诚，以犯理宗潜讳改，字纯甫，号斛峰，饶州余干县万年乡九芝（江西万年县青云镇史桥）人。公元一二三五年及进士第二，授观察推官，兼庄文府教授。迁太举博士，召试职馆，毁辱贵戚大臣，直声暴起。
意思是说李伯玉从不趋炎附势，不避权贵不随大流，以刚正不阿闻名天下。
现朝廷执政丁大全失势，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李曾伯向理宗皇帝推荐李伯玉出任两淮制置使，得到理宗的允许，希望李伯玉能够担起重任，内防军头，外防鞑子，确保大宋江山安然无恙。
李伯玉得到了“签书枢密院事”（从二品官）的官职，以“使相”的身份出镇地方，担任两淮制置使。
事实证明，这不是一个好的任命。
当张弘略派部将熊大绶率二千汉军先行，这支部队并不是张弘略的主力，他们在庐州(安徽合肥）城外滁河遇到了李伯玉派出的都统制官唐方勇军队六千人的阻截，而在他后面，更有李伯玉率精兵二万前来接应。
熊大绶得到的命令是“有进无退”，因此他没有后退，也不驻营，而是应战。
按理说双方人数比为一比三，优势在宋军，然而就是这区区两千人杀来，他们当中甚至都没有真鞑，宋将唐方勇就望风而逃，丝毫没有名字中的“勇”字可言。
他部下六千兵争相渡过滁河逃窜，熊军不过在桥头稍稍劫杀一下，宋兵自相践踏，挤下滁河淹死二三千人，而汉军不过十人受伤。
此战过后，庐州民谣曰：“熊部不熊，勇部失勇！”以示嘲笑宋军作战水平差劣无比！
勇部崩溃后，李伯玉听逃回来的唐方勇说敌军大势（主力部队）有五万人，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