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杨叶曝光出来的“喜多川侵害事件”，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杨叶这厮专挑有名的曝，还踏马带上照片为证。
如果没有照片，粉丝忍着恶心或许还能粉下去，看一眼照片，那踏马就真不行了。
比如二十来岁的小鲜肉近藤真彦，和五十多岁，一脸褶子的喜多川抱在一起亲嘴的照片，画面极其猥琐，粉丝一看，简直想死的心都有了。
眼睛一闭起来，卧槽，脑海里全是那个画面，这还怎么粉？
“yue”，吐了！
……
“yue！”
在东京的一栋小房子里，梅艳方抱着马桶一顿吐。
“天啦，怎么会这样？”
可怜的梅姑，仰天长叹，一脸悲愤，连夜买机票回香港去了。
……
中国驻日大使馆。
杨叶和现任的章大使坐在一起喝茶。
杨叶并没有待在东京警察局，录完口供，中国大使馆就派人把他接走了。
由于他爆料的事情太过耸人听闻，有可能会遭到报复，所以他便向中国驻日大使馆请求庇护。
其实这时候应该是东京警方来保护他，不过杨叶还是觉得自家大使馆更安全一些。
章大使笑着说道：“杨先生，我来日本之前，去拜访过陈老，听他说起过你当年横扫日本武道的事迹，一直心生向往啊！”
章大使说的陈老，自然是中国第一位驻日大使。杨叶当年初到日本的时候，陈大使就帮过他。
杨叶谦虚地道：“那时候年轻气盛而已！”
章大使道：“你如今所做之事，虽然比不上当年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但你揭露出这样一个惊天大丑闻，你在背后所做的努力，还有你的胆色，实在是让人佩服之极。”
杨叶叹了口气，说道：“其实喜多川在六十年代就因为侵害十五名男孩被告上法庭，但也不过是赔点钱罢了，他什么事都没有。这个世界对于男孩的保护实在太少了。如果男孩女孩一视同仁，喜多川二十年前就进监狱了，何至于等到现在，让他祸害数千人之多？”
杨叶一下把天聊死了，因为在中国，这事也不用坐牢。
……
1999年，《周刊文春》连续十四周发文，详细记录十二位曾经目睹或遭受喜多川侵害的受害者的经历。
丑闻爆出后，不少欧美媒体都跟进了报道，比如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等。
《卫报》曾撰文称，这位花费三十七年，建筑起日本最大娱乐公司的掌舵手，“正站在一个可能使他的帝国倒台的丑闻中心”。
但此后二十余年，日本社会和媒体却对喜多川的性丑闻保持着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喜多川啥事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呢？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经将西方的文化定义为“罪感文化”，将东方的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
两者的区别在于，“罪感文化”有恒定的道德，一旦犯错，即使别人毫无察觉，也会痛苦自责。
这时候就得去教堂告解，忏悔一番。忏悔完就没事了，因为主会原谅你。
而“耻感文化”没有恒定的道德，但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怎么议论。
比如某件事情，大多数觉得这是对的，那么即使你自己坚信这是错的，为了自己的“廉耻”，也多半会随声附和。
这种所谓的“耻感文化”，在日本尤甚，那么多被喜多川侵害的少年们为什么会选择隐忍？
畏惧于喜多川的权势，自己想要出名当然是最大的两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就来源于这种“耻感文化”，觉得把这件事说出来……很丢脸！
……
需要说明一下，鲁思·本尼迪克特从来没有到过日本，更没有来过中国。
这个女人的研究结论主要是通过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日本文学影视等艺术作品以及与日本军俘访谈得出来的。
所以她概括的“日本人的民族性”，以及东方的“耻感文化论”只是一家之言，仅作参考。
……
杨叶站出来发难，和原时空的《周刊文春》是不一样的。
此时的杰尼斯还没有强到后世那种形成垄断的地步，他还有很多对手，比如一直和杨叶有合作的H社，实力就非常强劲。
此时的日本经济却强盛到不可一世的地步，日本企业挥舞着支票在全世界买买买，成为无数人的眼中钉。
此时的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见到这种丑事，自然是大报而特报，趁机把资本主义黑粗翔，以显示自家道路的正义性。资本主义阵营想捂盖子都捂不了。
《周刊文春》当年虽然报道了，其实它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马上就被杰尼斯告上了法庭。
这场官司中，喜多川出具了一份鉴定报告，表示自己是X无能，所以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周刊文春》一度输掉官司，但是他们不服，进行反诉，官司打了三年，最终法院认定喜多川侵害事件存在，《周刊文春》的报道属实。
《周刊文春》赢了，但喜多川什么事都没有，他几乎不用承担任何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