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藏书的数量还是广度都没法和之前在燕京那八所大学看到的相比，但还是有不少宝贝的。
毕竟，我国西南，乃至部分西北地区的高校中，璞兰大学的历史学院已经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大多数资料也都先被运送到了这里。
但率先吸引楚孑目光的，并不是这些文字资料。
而是一旁的藏品室。
要知道，鲜少有学校能保留藏品啊！
楚孑刷了学生证，又做了登记，深吸了一口气平复心情，才走进了这间屋子。
这里并没有对外开放，只有考古专业的学生才能进入，也算是来这里学习的福利之一了。
但楚孑看清藏品之后，还是不免有些失望。
大多数都是齐家文化的器具，想来都是夏奈老师的高徒郑教授捐赠的。
齐家文化就是以我国甘省附近为中心的，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时代时期晚期文明。
而这个文明主要以陶器为主，所以藏品馆里也大多是陶器。
楚孑并非不觉得这些陶器珍贵才失望，只是因为陶器在考古界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远不如秦汉时期达到顶峰的漆器、或是兴于唐宋元的瓷器那么“漂亮”。
是的，在看了一大堆资料之后，楚孑也难免“颜控”起来，因为好看的藏品大多数也代表了更加高超的技艺，会更让考古人“兴奋”一些。
但要知道，这些陶器的出图年份可是在抗日时期，很难想象当年夏先生是在何等情况之下，从甘省将这些器具带回来。
有的时候，考古这件事本身，也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
当然了，想到此的楚孑不免觉得自己有些“唯结果论”，要知道，夏先生本人可是说过“评价田野工作，不是看挖出来什么，而是看怎么去挖地，挖的水平高不高”这样的话的！
从藏品室出来，楚孑又一头扎进了资料室。
这里就是别有洞天了。
很多不在网络资料库中的、甚至之前没怎么细看过的书都在这里。
楚孑直接挑了几本感兴趣的，拿到了阅览室。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熟人。
马思远和史佳妤也都在看书。
史佳妤看楚孑来了，赶紧朝他挥挥手：“来一起坐啊！”
或许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比楚孑年龄大，又是本专业，所以下意识有些照顾楚孑的意思，都起身给楚孑让位置。
楚孑赶紧听话坐下才止住了二人的忙叨，问道：“你们也来看书呀？”
史佳妤点头：“是啊，我们学这个专业，就是要不停地看书，也没办法啊。”
马思远看向楚孑拿的书，笑了：“你怎么想看《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这不是我应该看的书吗？”
一说到这，楚孑才想起来朝二人打听，方知道对敦煌考古颇有兴趣的马思远被专攻美术考古的郑教授选走，史佳妤则是成为了富教授的研究生，以后专门研究古文献和古文字。
而这本《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奥利尔·斯坦因所作的，他先后与1900年、1906年和1913年三次来到我国西北地区考古，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讲述了敦煌被发现的历史。
这并不是一段光辉的历史，对于华夏考古来说，其实充满了屈辱。
1900年对于华夏来讲，本身就是一段屈辱的岁月，而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及被盗的事更是所有历史学人感到难以言说的痛。
那一处藏经洞位于莫高窟的16窟甬道北壁的第17窟。
而发现他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道长王圆箓。
据他所称，那天他听见雷声滚滚，见到山崩地裂，而他福至心灵，一锄头下去，乍时间佛光大盛。
当然了，这是他自己瞎编的，为了藏经洞的传奇性，他当年编了不少故事，总之就是他一锄头发现了这个藏经洞。
可惜他是个文盲，并没有发现这
些经书的价值，而是把这些经书拿去卖钱了。
讽刺的是，他卖经书的目的，正是想用一笔钱修缮莫高窟——这是他一生的宏愿。
后来这件事被官府发现了，自然是封存，但其中有一位汪县令，为了自己升官发财，用这些经书去贿赂其他官员。
这件事就被当时正好来造访我国的斯坦因发现了。
然后他就来到敦煌，对王道长一通忽悠，最终以四锭马蹄银的离谱价格买走了二十四箱敦煌写经卷本，五箱绢画及丝织品。
共计一万四千多件。
甚至需要四十多匹骆驼才能运走。
之后，又有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出现，又运走了一批宝物，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这些事就明明白白的写在了斯坦因的书中，后世也有不少学者，比如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之中，也提及了这段堪称荒谬的故事。
但难道错的是王圆箓或者汪县令吗？
只是他们吗？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