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彩花回来的时候，列车进入成都市区了。列车播音员在介绍着成都的历史和今天。这时，杨美芳才想起自己还没有洗上一把脸。不洗脸，是不是太脏了？这样，在这个文明的千年古城里，真的无法面对行人，太不体面了。还有一点，那就是她不想和司马儒一起下车，她要和司马儒分开下车，然后在一旁观察司马儒的动静，看看司马儒是不是已经与外面联系上了，是不是有人来接他，她要找机会离开司马儒。好在她来时什么也没带，一走了之，不必牵挂。她睁开眼睛，站起身，向汪彩花说了一声：“我也去洗一把脸。”
汪彩花忙站起身：“哎，你什么也没带，把我的毛巾拿去。”
“不了，我就对付洗洗算了。”说完，就径自向着洗脸间走去了。
“车快到站了，你得快点儿回来。”汪彩花对着杨美芳的背影大声地说。
杨美芳走后，司马儒闭着的两眼就睁开了。司马儒站起身，向着杨美芳走去的方向望去，见杨美芳走出本节车厢，随后就不见了身影。司马儒掏出手机，准备与黄维佳联系。
昨天晚上，黄维佳接到司马儒第一个电话时，她的头顿时就大了，那是司马儒在贵阳火车站打来的电话。那时她就想，司马儒要做买卖，是她支持的，钱也是她给拿的，满以为司马儒能做好这买卖，也能挣上一笔钱。可哪曾想司马儒是个拿不成个儿的书呆子，对买卖一窍儿不通，竟然落到那些浙江人的魔掌。买卖没做好，钱没挣上，这都是次要的，可现在不仅仅要搭进去五十万元钱，他的性命还受到了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两个人在电话里还没说清楚，电话就不得不中断了。这下，她就开始不安起来。她什么也干不下去了，只是坐在办公桌前胡思乱想，一心盼着司马儒再打来电话与她商量这个事情。她在办公室里心神焦虑地走动着。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天已黑了，办公楼里早已没了人，这时她才接到司马儒在遵义火车站打来的电话。她和司马儒沟通完情况放下电话，就赶紧找到丈夫蒋曦光商量这事。
蒋曦光体魄过人，在公安大学接受过擒拿和拳脚的训练。一听到这事，就有一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激情：“嘿！还有这等事情？好家伙，我这一身力气正愁着没处发泄呢。好了，这事就交给我办。你就告诉我时间、地点和人物，我再找几个一个能打他们两三个的小伙子，一准把这事搞定。”
“我看光是你们不行。这事必须要通过车站派出所。光是你们出面，把人家打坏了，那不成了斗殴案件了？”
“那也好办，我在站前派出所也有熟人，咱们先经官，把事情说清楚，要求他们出人，我们配合他们，把这事当做一个重大案件去处理。等明天火车到站时，我们都在站前等着，你的同学一出检票口，那些人肯定会把他拉到一边去，然后强行把他给绑架了。到那时，我们就一拥而上，把他们都捉住。他们有多少人，都要把他们一网打尽，让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那样不行。要是那样，我们怎么把人家抓获的，就要怎么把人家给放了。因为他们是以和我的同学合伙做买卖的名誉，让他来成都的，那时，人家虽正实施犯罪，可你抓不到把柄，你抓了人家，那还不得乖乖地放了。”
蒋曦光听着觉得是有道理，向黄维佳问：“那你的意思呢？”
“我的同学说了，他不怕吃苦遭罪，甚至连性命都豁出去了。他让我们安排车，跟着他们，等到那些人犯罪事实成立，咱们才能动手。”
“那好。我现在就找人安排这事。”
说着，两个人就出门，到公安派出所去了。
黄维佳和蒋曦光安排完了该办的事情后，就回到家里休息了。可是，这一夜，黄维佳一宿没合眼，也整宿开着手机，他时刻在等待着司马儒打过去的电话。
今天一大早，黄维佳就和蒋曦光早早出门，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了。黄维佳开来了自己的那辆奥迪车，蒋曦光调来一辆桑塔那轿车，还找来四个人，又有两名成都车站派出所的公安人员。他们一同来到了站前广场。此时，黄维佳就在成都火车站的站前广场，手里举着那块写有“黄维佳”字样的牌子，站在接站人群的前面。她听到自己的手机响了，就赶忙掏出手机看来电号码，见是司马儒打过去的，就忙接通电话说：“喂……我是黄维佳，我现在就在火车站，我们都在站前广场。”
“那好，我可是跟你说清楚，我还是那句话，你们不要轻易动手，你们要跟着他们，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都豁出去了，我不怕吃苦头，也不怕他们要我的命，为了除掉这些社会上的败类，我愿为国家和人民而死。你们要等到他们原形毕露，然后再一网打尽。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你就放心吧。”
“那好了。咱们广场见。”
“广场见。”
司马儒关掉手机，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着杨美芳回来。
其实，杨美芳是不会回来了。她自从离开座位，就没打算再回来。她从他们所在的第十二节车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