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司马儒——一个白面书生，怎么会成为什么商人？要提这个，那得从一次同学舞会说起。
舞会是在市里的财政干校举行。从里侧的楼梯上到二楼，就是舞厅了。舞厅虽小却布置得高雅豪华。地面是用红色的地毯铺就的舞池，四周的墙壁上挂着欧洲古典风格的人物浮雕，舞厅的天花板上，镶钳着五光十色的密密麻麻的各种吸顶灯。天花板的正中央，悬吊着一个旋转着的五彩球型灯。舞厅的最里边是舞台和乐池。小小的舞台也装饰得古朴典雅。乐池的边缘放置着一些欧洲风格的雕塑。舞台后面正中的墙壁上，激光彩灯一会出现红色的五角星，一会出现红色的环型图案，并把这些变幻旋转着的图案投到舞池的红色地毯上旋转。这些旋转的图案，加上天花板上那些旋转和不旋转的不同灯光，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这时，舞池中的人们，一对对一双双踩着优美的华尔兹舞曲，迈着轻快的舞步蹁蹁起舞着。
舞池内最引人注目的该是司马儒和黄维佳了。司马儒和黄维佳在大学时就是最佳的舞蹈搭当。那时，司马儒被称为舞蹈王子，而黄维佳被称为舞蹈皇后。此时，司马儒穿着西装革履，轻轻揽着一头披肩长发，一身西服套装，脚登一双驼鸟长统皮靴的黄维佳旋转着，他们的舞步非常的和谐，舞姿特别的优美轻盈。
司马儒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痛快淋漓的跳舞了。大学毕业后，黄维佳一脚踏上南方的土地，司马儒失去了最佳的舞伴，跟谁跳舞都觉得不够尽兴，不够过瘾。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令司马儒沮丧和苦恼的，是他工作没工作，家庭没个好家庭，闹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没脸见人了。刚毕业那咱，司马儒被安排到吉原市农业局做科员。在别人眼里，司马儒风流倜傥，要文化有文化，要相貌有相貌，又在政府部门工作，那可是前途无量啊。但司马儒却感到自己无钱无房，无亲无故，整个人像浮萍一样没个着落。有人提醒他，要想扎根，最捷径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有根基的媳妇，不但很快融入，通过老婆的社会关系，升迁也快。就在这时，有人给司马儒介绍的梁金萍。梁家看上司马儒是大学生公务员，名声好又旱涝保收，稍加扶持，即能出息。梁金萍在小城算是美人，加之她是教员，司马儒觉得一个人民教师，再不济也能通情达理。司马儒家里穷，买不起房子和家具，靠工资攒足钱再结婚，不知猴年马月。没深入了解，就认同了梁金萍。结婚时，所有的房子、家具和结婚用品，都是妻子梁金萍的父母给置办的，司马儒的家里没掏一分钱。没过多久，司马儒就发现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司马儒这倒插门的女婿，失去了一个男人尊严。先是梁金萍对司马儒进行经济控制。开支必须全部上交，花钱要申请，使司马儒兜里连点儿压腰儿钱都没有。钱是男人的脊梁，兜里没钱，就直不起腰。结婚前，晚上下班，可以和几个同事凑在一起，到饭店喝点小酒。结婚以后，自己没钱，司马儒就不敢往“打平伙”堆里凑了。别人知道司马儒是“妻管严”，也就不再找司马儒——司马儒没了朋友。为此司马儒很苦恼，这哪里是“家”啊？其次是时间控制。梁金萍要求司马儒下班后十五分钟到家，理由十分充足：她得给学生补课，中、晚两顿饭得司马儒赶回来做。为了避免争吵，司马儒只得扎上围裙当“妇男”。可心里却恼恨，我这哪里是丈夫？分明是她的“保姆”吗。这些都尚可忍受——控制我是她怕我变，处劣势的是她而不是我。司马儒这样在心里安慰自己。可不能让司马儒容忍的，是梁金萍对司马儒父母的态度。司马儒家虽穷，结婚时也给了“改口钱”，可她对司马儒父母，当面嘻嘻哈哈，背后却叫“老屯二迷糊”。偶尔司马儒父亲进城买东西来住一夜，走了以后，梁金萍又是洗又是涮，甚至扔掉。一次司马儒母亲得了阑尾炎在市医院住院，她借补课忙，看看就走，一次没陪护。出院后，司马儒让母亲到家养几天，可梁金萍竟借口感冒回了娘家。母亲没住上三天就走了。临走那天，司马儒要送母亲到汽车站，母亲说，不用了，你送我得走，不送我也得走。还眼泪巴巴说，是爸妈没能耐，让你受……司马儒脸像被人抽了。男人没有了尊严还叫男人吗？为了供我上学，爸妈劳累不说，十几年没穿过一件新衣裳。到我该报答的时候，竟报答不了，我还算个人吗？
母亲走后，司马儒冥思苦想自己为啥这样窝囊？想来想去算是想明白了：家里不平等缘于经济不平等。我住人家房，成了倒插门女婿，就像被人买回的一块肉，任人宰割，在这个家没地位是必然的。面对这种局面，司马儒总是不甘心，时刻都在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突破口。
由于心情总是处于懊恼的状态，司马儒很少光顾这些休闲的娱乐场所。偶尔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聚一下，也往往会遭到妻子梁金萍的愤然指责。这使司马儒对这方面的事情兴味索然，就根本不再去这种场合了。可今天不同，来参加舞会的都是司马儒大学时的同学，这使他感觉回到久违了的大学生活，似出席学校的周末舞会。特别是和黄维佳跳舞，更使司马儒觉得轻松自如，无拘无束。司马儒忘记了所有的烦恼和忧愁，全身心地投入到舞蹈的每一个动作，忘情地揽着黄维佳的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