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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懒惰的表现是什么。概括起來为“六不做、六做”。就是该做的事情他不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却做。
“六不做”。即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第一、不郊。
就是不亲自郊祭天地。《明史?礼志?郊祀》记载：“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圜丘为南郊的天坛。方泽为北郊的地坛。按照《周礼》的说法。身为帝王。“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就是在冬至要到天坛祭天、在夏至要到地坛祭地。《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皇帝是“天之子”。祭祀天地是皇帝的头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时。要步行走着到天坛。还要斋戒。以示虔诚。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他的臣民呢。
第二、不庙
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太庙里供奉着祖宗牌位。“敬天法祖”是皇帝的基本准则。连老百姓都要祭祖。更何况皇帝呢。万历皇帝懒到不敬天、不祭祖。自然更无视臣民的诉求。
第三、不朝
就是不上朝。清朝皇帝每天要御门听政。就是每天要主持朝廷会议。以决重大国务问題。而万历皇帝竟然二十几年不理朝政。也不主持朝廷会议。有的大臣跪在宫门外请求皇上亲理朝政。竟不被理睬。如大学士方从哲请求补充阁臣。“章凡数十上。候旨文华门凡六日”。大家知道。紫禁城皇极殿（清改名太和殿）前。左翼（东面）是文华殿。右翼（西面）是武英殿。文华殿前面的门叫文华门。武英殿前面的门叫武英门。大学士方从哲几十件奏章上去之后。在文华门外等着万历皇帝的批示。连着等了六天都沒有结果（《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一）。明军萨尔浒大败后。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沒有回音（《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第四、不见
就是不接见大臣。过去我讲过。清朝的皇帝以康熙为例。上午御门听政。下午经常是接见群臣。小到知县、知州、知府。大到巡抚、总督。万历皇帝是连大臣也不见。更谈不到知县、知府了。大学士、首辅朱赓。三年沒有见过皇帝一面。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明史?神宗本纪》）而大学士、首辅叶向高说：“不奉天颜久。而福王一日两见。”（《明史?叶向高传》）可见。万历皇帝并不是谁也不见。对自己的爱子福王可以“一日两见”。对大臣则是不朝不见、不理不睬。
第五、不批
就是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明朝有一个规定。就是大臣不轻易上奏章。凡上奏章必有重要急迫的事情。皇帝就要赶紧批示。不论同意、不同意。还是部分同意。总要有个结果。但是。万历皇帝却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而是搁置一边。沒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大学士、首辅叶向高。章至百余上。结果。还是两个字：不报。就是沒有回音。万历皇帝消极怠工的做法令许多大臣寒心。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明史?神宗本纪》）。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拜疏自去”（《明史?赵焕传》）。他们既然无力改变这种局面。最后只得选择了辞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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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不讲
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经筵。是为皇帝专设的讲席。由大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等担任主讲。并同皇帝切磋经史。也是君臣共同探讨治国理念与治策的场所。日讲。原意是每日向皇帝进讲经史。清朝的康熙帝8岁即位。比万历帝即位时还小两岁。但他除坚持经筵外。还坚持日讲。康熙皇帝这个日讲原來是隔一天讲一次。康熙说不行。要每日进讲。起初是冬天和夏天不讲。就是放寒暑假了。他说不行。寒暑天都要讲。有时候一天讲两次。在平定三藩之乱时。日讲在御门听政之后；平定三藩之乱后。日讲在御门听政之前。日讲时康熙常要求讲官不必忌讳。大胆讲解。偶有失误。也予以谅解。但是。万历帝却不参加经筵讲席。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批评道：“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又说万历：“亲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独奈何不为宗社计也。”
那么他又在忙什么呢。概括來说是“六做”：
第一、沉湎酒色。
万历帝嗜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结果上行下效。朝野上下。宴舞酣歌。常常通宵达旦。他还宠幸郑贵妃。每天过着昏天黑地、腐朽糜烂的生活。
第二、贪敛钱财。
万历帝派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明珠、异宝、文毳（cuì）、锦绮山积。赢羡亿万计”（《明史?诸王五》）。这些钱财不入户部的国库。而归入内帑（tǎn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