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本为我国属邦，我国受其朝贡多年，怎地又成了日本内藩？”林义哲问道。
“琉球自明时即为我国属邦，时时入贡，受册赐封，然彼明末时亦尊日本为藩主，而中国不知。日本慕府还政国主之后，其新君便称琉球为其藩属，不认其为中国属邦。”王凯泰的回答表明他对于和琉球相关的事情还是做了一定的功课的，“只是日人并未广为宣扬，我国朝野上下，对此事知之甚少，故而士林未见议论。”
林义哲知道，日本人之所以如此处置，显然是摸透了中国人的脾性的。
琉球国虽然是为清朝的朝贡国，却又同时向日本萨摩藩朝贡，处于“两属”地位。日本废藩置县后，萨摩藩被废，改置鹿儿岛县，琉球因为“两属”地位而暂时未被日本吞并。但正是这“两属”的地位，却给了日本以吞并琉球的口实！
林义哲又和王凯泰聊了一会儿，他见王凯泰病势沉重，不好长时间打扰，便起身告辞，并奉上药品补品等礼物，王凯泰称谢不已，命王夫人送林义哲出门。
林义哲回到家中，随后命人取来同治十年关于牡丹社事件的相关文牍，细细的看了起来。
在看了文牍之后，林义哲通过这第一手的史料，才了解了这个在原来的历史中曾经导致琉球亡国和日本进攻台湾的事件的来龙去脉。
在琉球国时代，宫古岛、八重山群岛等外岛要把征集到的年贡（人头税）上缴首里王府。清同治十年（1871年，日本明治4年）十月十八日，两艘载着宫古岛人员与两艘载着八重山人员的船上缴年贡后从那霸港出发归航，途中在庆良间岛停留十日后，在靠近宫古岛前碰上突发性之台风，其中一艘船下落不明，一艘漂至台湾水域。该船漂至台湾东南部八瑶湾。其中两人溺死，一人失踪，其余66人上岸，并约定要一起行动，但他们所乘之大帆船被巨浪打上岩石而损坏，无法再启航。船已经毁坏，这些人暂时无法回乡，只好深入异域求生。他们先碰见两名汉人，彼此用手语沟通，两名汉人向他们表示向西方前进有番鬼（即高山族番民）居住。并指番民生性凶猛，建议他们向南方前进。于是他们就跟那两名汉人向南前进，走了约一里路程，这两名汉人脸色一转，抢走他们的衣服物品等。他们害怕出事，任由两人搜掠。两名汉人把一些搬运不便之物件汇集一处，以木牌为记，方便日后来取。此时日暮，两人就指示宫古岛人到一石穴内过夜。但该石穴面积不大。琉球人恐怕不足66人留宿，就和两人争辩起来。两人就恐吓他们，说不听话就不管他们死活。宫古岛人认为此二人不可信任，就不依他们指示南行。改为西行。
他们当晚露宿林中，没有吃过任何食物，空腹摸黑前行。翌日早上偷挖田里的番薯充饥，再向西再走三里路。遇见路旁有排湾族番民正在圃围内工作。宫古岛民以手语跟排湾族人沟通，排湾族人就给他们饭和芋头粥、番薯等充饥，又让他们住宿在头目的梯屋房间。依照高士佛社习俗。外人喝了族人家中的水就不再是敌人。但半夜却有一人持柴火携刀进入一房间抢走其中两名宫古岛人的衣服，天亮更有十多名持刀、矛、弓箭等武器排湾族年轻男子强逼他们脱下衣服、发簪，并把他们的随身财物抢掠一空，其中五六名持枪的排湾族人表示自己准备外出打猎，要宫古岛人留在屋内等候，不得外出。宫古岛人害怕排湾族人对他们不利，决定离开，却被排湾族人阻止。于是他们以三、五人为一组分开逃跑，然后会合。
由于宫古岛人不辞而别，排湾族人认为他们不尊重自己，又觉得他们可能是海盗的细作（排湾族人经常受海盗侵扰），怕日后引来海盗攻击，就出去追击他们。宫古岛众人会合后于一处小溪旁喝水休息时，六至七名排湾族人从草丛中追赶过来，严厉质问宫古岛人为何误入领地却又逃离头目家中，宫古岛人就涉溪逃跑。不久见有人家，就到其中一房子窥探，屋主为一邓姓汉民老翁，知道他们是琉球人，便用汉语和他们交谈，他们就安心进去休息。邓姓老翁的儿子邓天保说可以帮他们记下姓名送到府城等候救援。另外有位在当地经营番产交易的商人凌老生也愿意保护他们。当其中一名宫古岛人仲本加奈正在填写众人姓名时，约三十名排湾族人追到，剥取宫古岛人的衣服、发簪，凌老生正在与排湾族头领交涉之际，排湾族人却将找到的宫古岛人分次带出屋外杀死，这时其中一名被带出去的琉球人新城朝宪全身**地冲回院内叫其他人马上逃走，以免被杀，说完后随即被杀。而包括仲本加奈、岛袋次良、岛袋龟在内无法逃出的9人就躲在凌老生家。54人被杀后，牡丹社的排湾族人又赶到现场，继续追查逃走的12人。
翌日，邓天保赶到保力庄会见村长杨友旺，杨友旺得知屠杀事件，就和儿子杨阿才、侄子杨阿和跟邓天保回家。至石门双溪口便见尸体累累，此时又有两名宫古岛人求救，杨友旺即答应保护。来到邓家就见到多名牡丹社排湾族人逼迫老翁交人。
经过杨友旺一行人与牡丹社人协商后，以钱币四五枚、布六匹、水牛一头、猪数头及酒十瓮给予交换补偿。又传闻有一逃跑之宫古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