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叫韩元嘉的师范学生谨慎的举手发言道：“营长，我听学校里的共产党宣传，说委员长和国军都想投降打内战，才让日本人打到华北，是不是真的啊，”
马丙笃微笑一下：“小韩同学不要紧张，咱们在军队里和党派政治无关，再说现在全国统一抗战，共产党也是抗日的中国人，八路军也是我们的友军，不过他们的宣传也有过当之处，你们以后的路还很长，现在在这个洞子里我可不当自己是营长，而是作为之琚的兄长和大家多说几句我的浅见，你们姑且听之，”马丙笃摆手制止了一个掏出纸笔想做记录的学生，继续对直腰聆听的学生们说：“张少帅也罢，宋军长也罢，包括委员长，我敢断言沒有一个想投降的，否则当年也不会从血火中拼杀了，民国十七年，张少帅在东北易帜，使三千万同胞真正在法统上成为我们的手足，可能有同学会说，张大帅的起家也是受了日本人的扶助，但此一时彼一时，当年的军阀们哪个背后沒有列强身影，不过张大帅在大节上无亏中华民族，所以才有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的结局，
再说宋哲元军长，宋军长是山东人，生活简朴、尊师重教，早年治军更是严谨，也是我们西北军五虎将之一，民国十四年，宋军长任热河特别行政区都统时，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成立了蚕蜂学校推广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还兴办了一所军械厂，仿制的德国毛瑟二十响驳壳枪也是很有名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宋军长即率第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咱们胡参座还把电文给我念过，电文上说‘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民国二十二年为守卫热河打响的长城抗战大家都听说过，我就不多说了，这里我提一下，当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望风逃脱，宋军长带二十九军将士在长城要隘喜峰口、罗文峪与日军展开血战，现在传唱最广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唱的这段故事，
最后再说委员长，按纪律我们革命军人不能议论领袖长官，可是同学们既然听了这种投降传闻，我也应该把自己知道的说说，我们总说中国革命自辛亥始，辛亥起事灭亡了满清，但先总理也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就是指的军阀割据，所以中国革命的真正成功是自广东出发的两次北伐，而这两次北伐都是委员长亲自指挥的，现在中国的军阀除了在偏远省份还有残喘，如中原、两广、两湖、两浙哪里还有军阀的踪迹，民生得以恢复，实在是国人幸事，前年开始统一金融发行法币，国民政府定都在南京，却为当年的北京国民政府承担了六亿多美元的外债，到七七前夕，已经偿还了百分之九十之多，而我国的债券在伦敦交易所形势上涨，价格可是超过同期发行的日本债券，地方省份也纷纷放弃省内货币而改用法币，中华经济得以统一，日本人挑这个时候动手也是经过思考的，若再给中国十年和平，我们的国力和军备得以发展，有了经过整训的三百万军队如何不收复东北，那时在喜峰口上抡大刀的恐怕就成了日本鬼子了，大家不用笑，这话是有些远了，说近的吧，我刚自川康执行任务回來，那里从前清时就是藩王土司自立的局面，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专管蒙藏回疆等民族地区的事务，同时将宁夏和青海分别建为行省，现在西康也是建省在即，这可算真正的我国管辖的领土，还有同学们关心的文化方面，战事刚起时，委员长这保护教育的命令就下达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都迁至湖南长沙，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估计下月就要开课，这点同学们应该比我更清楚了，”
听到这里有个戴眼镜的矮小学生插话：“是啊，我表哥就上的南开大学，现在应该在湖南长沙了，”
马丙笃看学生们听进去了，把话锋突然一转：“刚才这些都是三位长官为国为民所做的建树，可是到抗日一事却惹來众多非议，原因何在，我想不是三位长官不思抵抗，而是我国可战之力太少，坊间流传委员长曾有手谕给张少帅放弃抵抗，同学们，不要告诉我你们也相信这个吧，自张大帅奉系成军以來，一直站在北京国民政府的后面与南京政府打口水仗，何曾遵从过中央一纸号令，日本人在东北挑起事变后，张少帅难道就会听命于委员长的一纸手谕放弃抵抗，这种关乎国家危亡的决定绝不是一张纸那么儿戏，我想张少帅对日本人的行动判断有误，以为日本人不可能占领全中国，所以才避免刺激，不给扩大战事的借口，张少帅看中的是战术，却犯了战略失误，
而宋军长在平津独挡日军，似乎也有消极投降的样子，大家也从报纸上看到国人的口诛笔伐，为什么宋军长当年握大刀的手如今却和日本人频频举杯呢，原因还是一个实力，国人喜爱政治，以热血自居，这是好事，但同学们今天在战场上看到，我们面对的日军武备精良，作战犀利，我们往往牺牲十余人，才可以给日军一人杀伤，有同学也会想，如同三营的弟兄用性命去炸战车，大不了我们多死些人就能打败小日本，可是战车靠着多死人还能换，那日本人的飞机、军舰我们用什么來换，人家不用在地面上和我们作战，只要派几十艘军舰北起辽东，南到广西，把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