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自亮时下起了淅淅春雨，颇有沾衣不湿的味道，满城内老宅深巷石板竹篱，雨丝中却有一番韵意，看着伍泰西一行兴致十足，吴景伯便退了黄包车，打发了几块铜板，自己步行带路。正好是烟花三月的时节，众人也不打伞，随着吴景伯的一路指点向中学走去。
协进中学就在满城西方，古琴台的北侧，步行十分钟便至，校门前早已挂了横幅‘欢迎国立西北大学伍教授泰西先生莅临演说’，只有两个老师在门前等候，并无学生献花之举，场面有些清淡。
在校门前吴景伯先开了口：“伍先生莫要见怪，这是我订的规矩，凡来校达官显贵概不组织师生列队迎送，若伍先生一般的饱学大德，也只挂了这一句话聊表欢迎，不使学生过早沾惹人间势气。”
见到这样简单的欢迎方式，伍泰西也高兴的说：“窃以为吴校长军旅出身，以军法治校，今天看来是胸中另有一番沟壑，这关爱学生的拳拳之意，足称吾师！”
校门口站立的两位也是专业对口的历史老师，互相引荐后到了会客室休息，不一会，一位老师便走了过来，说是会堂已经备好，学生也都已到场，请伍先生过去。
吴景伯先介绍了伍泰西，在学生们起立鼓掌中，伍泰西缓步登台，先是鞠躬答谢，示意学生们坐下，便开口演说起来，先从华夏历史讲起，又回到自己的专业考古，考古说到底是为历史进行服务，断年辨物，对历史进行修正。伍泰西看到学生们听意甚浓，便讲了几个由考古而改写历史的事例，如安阳殷墟、北京周口店以及敦煌藏经洞等，听得学生们如痴如醉，伍泰西也趁势鼓动了几声，一众学子均有投身考古的想法。
演讲完毕后，便是学生提问时间。民国时期西学刚入，学风开化，无论中学大学，任何公开场合但有疑难均可直面老师，甚至意见相左在课堂上辩论起来也是常见，过程虽激烈但无人为此动气，下课后师生间还是尊敬融洽，这种形势也迫得老师多学多知，以应付课堂，如此循环共同进步，倒也成就了许多文化精英和科学巨匠。
协进中学的学风在四川属于开明一派，学生们亦是相当大胆，有学生问到民国二十三年，广汉鸭子河畔发现大量玉器，应是何年代何种文化？
伍泰西随即答复，根据主持发掘的华西大学美籍学者葛维汉发表的《汉州发掘简报》，这一地区可能是史前古蜀文化的重要一支，若能证实，则可改写四川历史，现在只是试掘阶段，并未有确凿证据，只能臆判之，并强调了考古的严谨。通过此事，伍泰西又说无论敦煌藏经洞还是广汉鸭子河，均是外国人发掘的，敦煌还属于盗掘，自庚子以来，中国的文物多次被列强劫掠，研究也十分落后，期盼学生们早日长成，接过考古研究的重担。
又有学生问考古是否经常发现财宝？
在座千人哄堂大笑，伍泰西也笑了起来，说是考古中的一切发现均是财宝，普通人多注重的是金银玉器，考古学者则注重文字纪录，金银玉器只能表明财富，而文字却能断定遗存纪年。又向该学生举了一个通俗例子，说如果你家中有两个相同的瓷瓶，一个底座没有文字款识，另一个写着大明永乐年制，你说哪个值钱些？又惹来满场大笑。
还有一个学生问到侵犯中国的日寇是否是徐福东渡的后代？
伍泰西顿时严肃了起来，说徐福此人在正史中记载极少，即使出现也是一个方士，儒家眼中是看不起这些神鬼乱力的人，所以任他有再大作为也是一笔带过，但日本山梨县有一份八百年前的《宫下富士古文书》对徐福渡日后记载颇详，说日本第七代孝灵天皇之时，徐福渡海来到日本列岛，先后抵达九州、四国，徐福把七个儿子改为日氏，福冈、福岛、福山等等，从此，徐福子孙遍及日本各地。说到此处，伍泰西略有愤慨的转了话题，强调了一遍日本典籍的成书时间是在八百多年前的中唐时期，那时正是遣唐使往来途中，日本人以祖上能攀到汉唐故里作为莫大的光荣，故此才有这本附会的典籍。自明以降，日人屦犯沿海，而今中国积贫，日寇占我东北，妄想鲸吞华夏，同学们，你们认为今天的日本人，还会认为自己是中土徐福的后代吗？！
在伍泰西振聋发聩的反问中，全场静默了起来，缓缓的，零星的掌声从一到二，从二到十，突然暴发了出来，师生们纷纷起立拼命鼓掌。马丙笃和赵如琢也站立起来加入到鼓掌的行列中，从全场沸腾的气氛和学生们激动的眼光中，这两个年轻人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推辞了吴景伯的留饭，伍泰西等人在回华阳茶社的途中随便品尝了街边小吃，无非担担面叶儿粑一类的四川风味，待到茶社时，方未艾已经在等候，双手递上一张五千元的支票，说是邓锡候今天有急务登船要去宜宾几日，恐怕不能亲自相送，奉上些许经费，待考察归蓉再郑重欢迎，伍泰西谢过后，方未艾便请伍泰去休息，与马丙笃商量起考察队进入康区的物资筹办。
商量快结束时，小道士从后院冲了过来，说是有事禀报，马丙笃问他什么事却是不说，方未艾一看可能考察队有家务处理，便起身告辞出去，小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