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这一现实，他的慨叹只是“志于此”。是在“托古言志”而矣。
与托马斯、马克思不同，孔夫子并非只是追求一个虚无的理想。他看到现实的人本能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提出十议：“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希望人们“克己复礼，归于仁”，归于他的“仁爱”道德，希望通过“礼乐”来约束人们，以企望达到“小康”社会的理想。
“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个“小康”的理想显然更近于现实。讲求“刑仁讲让”，讲求像“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样的“君子”来执政。如果不是这样的君子，便要让“在执者去”，大家会把他看成灾“殃”。追求的是一种“圣君贤臣”执政的“治世”理想。
如果拿此来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比，柏拉图的《理想国》追求的“正义”之国，寄希望于“哲学家执政”，也是一种“贤人”政治。而且还明确的化分出“统治者、武士、平民”三等的阶级社会。
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产生是在公元前三、四世纪，自由的古希腊城邦进入衰微时期。孔夫子的“小康”是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公元前五、六世纪。
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出现，而在中国，孔夫人的小康社会，似是一直时而出现。特别是这个贞观时代，不正是儒家所希望的“圣君贤臣”的时代，不正是柏拉图的“理想国”？
虽然这个时代还不太“理想”。
想到此，杨悦不由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燕德妃看到杨悦一直在沉思，显然没仔细听自己所讲，出言问道。
杨悦笑道：“我在想，孔夫子的‘大同’能不能实现。”
燕德妃与徐充容二人对视一眼，笑了起来。显然二人针对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讨论过。
“似乎不太可能实现。否则为何舍‘大同’，而追求‘小康’？”燕德妃笑道。
杨悦不由一怔，没想到二人有这等见识，一时辩瘾大起，反其意而论道：“也不见得。以德治或许不能，以法治或许能实现？”
杨悦想到后世的注重“法”治，与这个时代的“德治”，正好是两个相反的概念。
“法治？”燕德妃笑道，“‘德治为本，法治为用’。治理国家怎能舍本逐末，不用德治而用法治？”
“舍本逐末？法治如何是舍本逐末？”杨悦说道，“战国之时，秦国以法治国，终于灭六国，而一统天下，岂非最好的例子，以法治国才会更加强大。”杨悦十分想用后世的“法”治例子来说服，可怜不能。只好用古代的例子说事儿。
“暴秦？”不只燕德妃，便是徐充容也大大地摇起头来。
“秦以酷刑暴民，因而传二世而失天下……”
“前隋不也只传二世，岂是法治之因？”杨悦不服地说道，“何况秦始皇统一全国，建郡县，开创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难道不是秦国之功？”
燕德妃与徐充容一时无言相对。
“秦皇之功又岂是只此一个，统一文字，才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度量衡……”
燕德妃与徐充容面面相觑，心中暗呼杨悦所说不对，但却无以辩驳。目瞪口呆地望着杨悦侃侃而谈。
其实杨悦的谈论早已偷换了概念，燕德妃与徐充容这两个古代美女，向以“纳言”为标准，那像杨悦这般“巧言令色”。
杨悦见二人哑口无言，正在自得。
却听一个声音大笑着走进来：“你刚才所说，虽然有些道理。但并非说明只用法治便能使天下大治。”
三人转头去看，见是李世民。
“圣上。”燕德妃与徐充容起身行礼，齐声叫道。
杨悦起身行礼，说道：“何以见得？”
“答案便在这篇《礼运》之中。”李世民笑着坐下来，拿过杨悦面前的《礼记》，翻到《礼运》的中篇，说道，“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
“刑肃而俗敝……是谓疵国？”
“如同治水一般，鲧用掩法面堵水而四处有决堤之险。禹用导法，顺流而下终使水大治。‘德’便如用顺导之法，而‘法’则不过是土淹。只用重刑，而不以德、礼教化民众，民俗混乱不堪，即使将天下之民全部刑之以法，也未必大治。”李世民说道。
“疵国？”
轰的一声，杨悦如遭电击一般，一下被某种东西击溃，呆立当场。感觉头脑里只剩两个大字——“疵国”，而且越来越大，占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