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床上，把药箱打开，箱子的药物看上去有五种，按照纸张上的配方将这五种药物搭配起来服用，有两种有严格的顺序和时间需求。我不觉得其他精神病人那浑噩麻木的状态，能按照这么精确的药方自己搭配使用。在对我进行问询的时候，那些前来问诊的专家护士也同时在对其他病人进行检查，我猜测，如果他们不是提前配好药物，直接让病人们服用，那就是其他病人所服用的药物和我面前的药物是不一样的。而包括我在内，总共七名例诊病人所服用的药物，也有可能不是同一类型。如此一来，我就无法将阮黎医生为我专门配对的药物给玛索服用，她只能服用研讨会的新药，而目前的情势，让我对研讨会的新药抱有一定的警惕性，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想要将玛索转移到阮黎医生名下，但这在研讨会的规矩中不被许可。
例诊病人的监护权完全掌握在带她或他过来，为她或他争取到名额的专家身上。例如，阮黎医生有权让我服用哪些药物，或不服用哪些药物，哪怕出于一些原因，不能将这种态度放在台面上来，但是，即便我只服用阮黎医生的药物这一点被研讨会知道了，对方也没有绝对的立场可以谴责阮黎医生，更没有权利将对我的监管权转移到其他专家名下。
阮黎医生哪怕认为研讨会的研究态度和研究路线出了问题，也没有敢于大张旗鼓去纠正，哪怕身为我的监护人，在约束我服用药物的时候。也只是用私底下的密谈进行干涉，而不是正面和研讨会交涉。更甚者，她已经做好了某些最坏的准备，而制订了离岛计划。这些动作都证明了，当前研讨会内部的形势有多恶劣。我相信，如果阮黎医生不是察觉到了一些苗头，绝对不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和做法。
明明拥有理论上和名义上的种种权利，但却无法正大光明使用，这反而证明了，我的担忧绝对不是无的放矢。
到底研讨会内部出了怎样的变故。仅仅是病人身份的我无从了解，但我相信，和自己之前的推断相差不远。研讨会只是末日真理教中偏向心理学的一个内部机构，但伴随着“乐园”的研究进度，整个末日真理教也会越来越扭曲。而这种扭曲也将反映在研讨会本身。
在“乐园”的研究中所得出的阶段性成果，当然不止一种，为了最大效率去验证成果，根据病人自身的情况，分别为他们配备不同的药物，也是相当常见的实验手段。七个例诊病人自身的病况都是不一样的，在服用了不同的药物后，会进一步产生差别。这些差别限制了例诊病人去服用其他人的药物。对我而言。阮黎医生的配方是有益的，但换给玛索服用，就有可能变成可怕的毒药。
没有玛索的数据。不明白药性和药理，更无法解析所服用药物的成份和机理等等，这些问题都让我不得不坐视玛索的变化。玛索如今的情况，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是坏的，但是。如果我插手她所服用的药物，就有可能变得更糟糕。
我只能期望。无论研讨会让玛索服用了怎样的药物，想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其初衷都带有希望在玛索身上看到良性反应的想法。促使一个人行动的想法，往往是不纯粹的，是多种念头的混杂，但是，只要这些念头中带有医生对病人的一定程度上的善意和责任感，那对我来说，就已经是最好的局面了。我从来都不奢望，这里的每一个专家都是善良人，正好相反，以我对阮黎医生的了解，更确定这些专家大概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人，哪怕是阮黎医生，也私下违反践踏过法律和道德，以残酷的姿态，也许没有恶意，但的确谈不上善良的行为。
我也有想过，可以将玛索带出来，藏在某个地方。研讨会一旦找不到她，大概会出现一定的混乱，但也一定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保持高强度的搜索。玛索虽然是例诊病人之一，从她的变化看来，哪怕是例诊病人之中，也有其重要而独特的身份和位置，而她的身上所隐藏的阴谋，也让我嗅到一些针对自己的味道。即便如此，玛索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也没有达到非她不可的地步。
所以，将玛索藏起来，的确有可能避开在研讨会内部涌动的暗流，避免其沦落为牺牲品。
但是，玛索本身就是病人，病人是离不开医生的。
正如在病院现实中，过去的“高川”所遇到的选择那样——到底是和其他病人一样死掉，还是拼命挣扎，和明知不是完全善意的医生专家们合作。
过去的“高川”最终还是选择成为实验体，和病院合作研究出那些危险的药物，以最坏的方式，来维持咲夜和八景等人的生命。
如今的我更能理解“高川”当时的选择。因为，我也选择了，让玛索接受那些可能不怀好意的专家们的测试和治疗。
我对玛索的境遇和变化感到无力和痛苦，然而，设想一下，如果自己将玛索藏在身边，又是不是真的对她对我，都是一件好事呢？我十分清楚，无论是我还是她，所要面对的残酷的抉择，就并非单纯源于这个中继器世界的命运，而有着更深邃的，更本质的原因。这并非是自怨自艾的理由，只要我的计划完成，一切痛苦都将结束。
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