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祖、宪宗、英宗、孝宗都有关于禁止赌博的诏令，刑罚为赌徒被抓住了张榜枷号、官员则免职、开赌场的流放等。
钟记者写的这些都是正常文字，趣味性和考据都有，周王看得津津有味，然后就见其笔锋一转：
吊诡的是，刑罚最重，犯者杀头的北宋，赌博之风最为剧烈。宋人赌性之重令人瞠目结舌：几乎所有的民生都能与赌博挂边。
例如北宋时期最常见的营销手段叫做“关扑”，卖家标示了商品价格后，买家可以拿一点小钱与卖家对赌。最常见的是“浑纯”或“六纯”——“浑纯”即扔出六枚铜钱全部背面朝上，“六纯”反之。
扔出来浑纯或六纯，赌资留下，商品买家拿走——这是很多穷人进行奢饰品消费的唯一机会，赢得商品的几率大概在一百二十分之一。
这种“关扑”流行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大宋男人被老婆打发到市场上买酱油，结果回家时钱和酱油都没带回家是大概率的事儿。当然，也有极少数本来出去买包咸盐，结果赶了一头猪回家的。
然后文章就问了，为什么赌博就杀头的宋代，老百姓却拿命去赌呢？到最后法不责众，谁也管不了——中国人爱赌博的民风就是从大宋传下来的，历经元代到了国朝后愈演愈烈。
文章写到这里仍有理有据，说理和趣味性兼有，周王看了大长见识。然后老钟再次荡开一笔，写起了禁酒令——
禁酒令几乎与酒同时诞生，咱中国第一道禁酒令是大禹发布的：《战国策》记载，“帝女”，即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将仪狄酿的酒进献给禹，大禹品尝后觉得很好喝，并说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诏令仪狄不要再酿酒了。
这算是传说，但明文记载的禁酒令是周公旦的手笔：《酒诰》是中国第一道禁酒的法令。其后从春秋战国，秦汉一直到元明，禁酒令多次发布，多次形同虚设。元世祖的时候最严厉，跟宋代禁赌一样，“犯者死”——同时也与宋代禁赌一样，元代中国人最爱喝酒，达到了“熏风酷烈”的程度，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凡是能买的起酒的，好些人整天醉醺醺。
周王看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彻底迷糊了——为什么禁酒、禁赌越严厉的时期，人们违反这法令就越嚣张呢？说不通啊！但这些还都是考据出来的事实！
这姓钟的也没卖关子，直接抛出论点解释：“赌与酒者，关乎人性，无此二者了无生趣也”——这两样与百姓的生活娱乐和人性心理关系太密切了，只用“禁”字是管不住的。因此禁赌如同“禁酒令”一般，无论多严格的诏令顶多管一阵儿，随之就是禁令松弛，官民齐犯，法不行矣。
那怎么办呢？总不能放任赌风炽烈而不管理吧，这玩意对社会管理影响太大了。作者接着就用无可辩驳的数据引出了解决办法：
如《论矛盾》所说，事物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质变或走向原来的反面。赛马运动诞生和伴生的赌马就是典型的例子：从万历十二年夏末马会开张之后，京师因赌博而发生的犯罪率急剧降低，记者从顺天府拿到数据，最近一个季度此类犯罪发生率降低了四十四个百分点。
这数据太惊人而且太有说服力了！周王看到这儿乐得都找不到北了——我擦，我无意中干了件行善积德、万家生佛的好事儿啊！
文章接着说，赌风甚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管理问题，包括丧败人伦、滋生犯罪乃至助推贪污腐败等。但是面对问题不能一禁了之——要禁止也禁止不了，无论你的管制能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赌博和酒一样，都是无法禁绝的。
那如何治理呢，作者强烈建议朝廷要“如同治水，“堵疏”并用，方能移风易俗，扭转国人好赌之风。”
一方面要重申太祖禁令，尤其是严刑峻法管住官员和军人赌博，划出红线，触之从严论罪；另外，朝廷要列出赌具名录，禁止私人开设赌场，严禁民家、娼家藏有赌具，违者论罪等。
“疏”这方面的动作应该有：晓谕地方，推广教化，宣传赌博危害为其一；其二就是将王爷们的赛马商社纳入管理——朝廷总的让民间压抑的赌性有一个出口，让骨子里就喜欢投机的人有发泄的地方；其三是包括打麻将在内的“娱乐”活动，只要赌资不超过一定限度的，不在禁止之列。
如此法律、舆论等手段多管齐下，才能控制住赌博恶习在民间的泛滥，逐步扭转民间好赌的歪风。
文章最后还正面宣传了赛马的好处：官准赛马可限注限制金额，并抽重税，与财政不无小补；而诸王为了争胜，必然多方搜罗珍奇种马——只要在赛制上设立长途、短途、负重，越野等项目，即可利用民间力量培育出各种改良马，对国防和国计民生大有裨益。
一篇雄文，有理有据，看得周王是心花怒放，连声赞颂种记者大才——遂安伯真是好人啊。
拿出百两黄金为谢之后，几个人在书房又闲坐一会儿，周王和幕僚两人没口子称赞了钟记者能有一炷香时间。最后，周王的幕僚道：
“咱们国朝宣宗爷，就爱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