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关于东北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对于女真来说并不友好。而随着大量汉民涌入，朱翊钧预料东北地区的民族矛盾将空前激烈。
为政者若不能高屋建瓴，总被矛盾推着走，迟早有一天会被矛盾所淹没。
为了解决女真问题，在蓄发右衽消除民族差异的基础上，朱翊钧拟三管齐下。一者在东北各城设立僧录分司，从全国各地抽调僧人来辽东传法愚民，在宗教信仰上彻底打垮萨满；二者腐化女真各部高层，赏赐奢侈之物，迅速构建生活奢靡却毫无斗志的上层群体，在女真内部制造阶级矛盾；三者在女真底层招兵，从根子上抽出其战斗力的同时，利用兵饷瓦解女真底层的反抗。
朝廷明旨各部女真放归汉民和朝鲜奴隶，时机也是精心选择的。在收了粮食之后的冬季进行，遭遇女真基层的激烈反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为不善耕作，女真各部尽管占据着膏腴之地，但口数增长极其缓慢。大多数妇女、儿童和老人常年处于饥饿状态，好年景时，每年死于营养不良的女真幼儿十之二三；灾年时候七八个幼儿中大概只能活下一两个。
基于民族性的经济结构矛盾，除非有政权能够针对性的予以教化，同时调整其生产模式才能破解。
虽然历朝历代无数有识之士，都明白这个道理。但中原盛世时期，有志于此而且付诸实践的少之又少——这方面做的最好的，大概是原时空对此最能感同身受的清朝历代皇帝和明初太祖和成祖这开基二祖。
明代太祖、成祖时期，一方面对蒙元大肆用兵，另一方面大规模使用归化蒙古人、女真人，并鼓励其部族内迁。当时，大量的蒙古人、女真人被分散安置到北直隶各卫所，最后被彻底汉化。
永乐时，郑和本族为回族，而建造永宁寺的亦失哈就是女真宦官——其盛世其来有自，朱棣之心胸非后世可轻侮。被朱翊钧枭首的吴继爵最为典型，他的祖先就是成祖时期的归化蒙古人，到了吴继爵这一辈，除了勋贵圈子，其余文官武将几乎没人知道了。
但遗憾的是，仁宗之后——简单的羁縻政策和儒家的保守主义，造成了帝国南北两个方向的改土归流进展极其缓慢。
在中原军力强盛时，羁縻少数民族的政策尚能维持“四夷朝贡”的表面风光。待中原军力孱弱，未曾改土归流的国土就开始大面积沦丧，原因不再赘述。
由于明廷军力在土木堡之后迅速由强转衰，奴儿干都司的羁縻之策也如帝国其他方向一样，逐渐失效。
女真失去了强军的压制，基于本民族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开始大规模劫掠汉民，一方面获取基础的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掠夺善于耕作的汉人作为奴隶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当时的一个农夫，一年能伺候十亩地就算老把式。而辽东尽管土地肥沃，但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十亩地一年在最好的年景能达到极限也就是十五石。
如果主家虐待，汉奴积极性不高的话，每年养一个汉奴的女真部民家连七、八石粮食都收不上。——这还是在家中妇孺一起上阵伺候田亩的情况下。
王杲覆灭后，女真上下都处于朝廷重威之下。虽然缺粮的危机没有迫在眉睫，但女真普通部民失去了自家的汉奴，也陷入了明年无人种地的恐慌。虽然好多穷苦的女真部民已经半耕半牧，但没有汉民指导，他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对此时已经失去希望的女真底层部民来说，突然被告知辽东树旗招兵，且待遇优厚，他们的的的确确感受到了皇帝的无上恩泽。
朝廷许诺：凡女真一兵带马投军者，立即发放安家粮十五石，并每岁供粮七石，棉花四斤，从军时首级功赏与汉兵同。不带马投军者，安家粮减半，其余相同。
从军三年以上或得首级功者，由官府组织其家与汉民结成帮扶对子，两家耕地合并，汉民指导其家属耕种技术，所获口粮六四开。
这两项政策，如同刺破乌云的一缕阳光，给了女真底层部民生存下去的无限希望。
效果好的超出了朱翊钧以及朝廷上下最乐观的估计：女真青壮踊跃参军，如同涓滴溪流汇成湖海。
万历三年的春季到来前，参加遴选，并获得参军资格的女真已经达到了五万人，共携带马匹八千多匹。许多女真家族，出现了妻送夫、母送子踊跃参军，保家卫国的感人场面。
有一个家里儿子多的女真部民，除了留小儿子守家之外，其余的哥儿六个，和其父一齐参军，获得了辽东巡抚张学颜的接见表彰并被树立成典型。
根据对女真各部情况最熟悉的李成梁奏报，此际分布在白山黑水之间的男丁口数大概二十六、七万，具有作战技能的约三分之一。朝廷这一笊篱下去，一多半的女真兵都被捞了出来。
对于基层女真部民的踊跃参军现象，在虏酋间引发剧烈恐慌。由于参军的女真战士在各部的分布并不均匀，生活条件差的小部落几乎被朝廷抽成空壳。
如此一来，或明或暗的抵制几乎成为必然。然而，再强大的抵制也抵挡不住部民对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