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天子想要组建船队出海，对此甘露殿内无人反对。
“即使后世有育种选种之法，有那科学肥料，有那新耕种之技……”
杜如晦顿了顿组织语言道：
“但即使这些全无，这玉米亩产已足有稻麦一倍还有余。”
对一个重农的帝国来说，单单这一点诱惑力就已经非凡。
而且认真算来，如今有罐头有地图，五牙楼船即使是后世也颇多盛赞，能确保战力无虞，再加上沿岸小心航行，风险应当是不大的，唯一问题就是往返可能要以年作单位了。
但……募敢之士便是！
李世民便也不再犹豫，当场决定：
今天诸般事毕之后，拉着刘仁轨谈谈心，便将其派入海师，顺带评估一下能否出海。
可行便组建远航船队，去探索西方，寻《几何原本》，收拢异族人才，宣扬大唐威名，打探美洲的消息。
若是返回的快，说不定在经过印度时候还能捎上玄奘大师一行呢。
打定主意之后，李世民回看了一下马尔萨斯陷阱这个词儿，他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
身为皇帝，治理兼并是影响到皇家切身利益的，因此李世民对这陷阱叙述堪称感同身受，而且也愈发明白。
太平世道愈久，兼并只会愈发严重。
后辈此前说封建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李世民深以为然。
魏晋南北朝时的王家谢家司马家都是犹在眼前的例子。
损天下而肥己家，是对这些大姓最为恰当的描述。
他们就如同一群只知道吃的肥彘一般，先是吃掉了乡里，然后再吃掉州郡，吃得国家衰弱，最终自身难保。
但李世民同样也清楚，治学再兴盛也不可能人人为圣人，后世所说的吃人还是无法避免。
既然这样，将他们放出去吃外人，总好过吃大唐百姓吧？
不过这些的前提还是要看开海结果如何。
【白江口之战除了史册的寥寥二十字之外，另外一个与此有关的东西是《唐刘仁愿纪功碑》。
而这个碑说起来也颇多坎坷，因为刘仁愿本人的最终结局是流放云南，此后史册中就再没出现过他的名字了。
不过顺着这个纪功碑的赞文捋一捋，倒是能够做出另一个猜测：
唐失朝鲜半岛，很大可能还是和刘仁愿的被流放有关。
白江口之战后，一方面是唐朝本身力量捉襟见肘，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抚百济以示诚意。
因此熊津都督府的官员基本都是百济人，此时已经出现了一点羁縻化的苗头了。
而关于熊津都督府的最高长官选属，事情就相当微妙。
刘仁轨功勋卓着，因此百济第二次被灭之后，刘仁轨驻守当地，刘仁愿班师回朝。
664年，刘仁愿领高宗之命，返回熊津接替刘仁轨任职熊津都督，这本来是挺正常的轮换，但两个老战友最后闹到了高宗面前。
因为刘仁愿拿着高宗的命令坚持要换，刘仁轨认为朝鲜半岛问题还很多，比如还没完全安抚的百济，以及野心昭昭的新罗，换防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两人的意见都没错，于是闹到了高宗面前，按理来说这种事儿就是选一个拿定主意就行了，但高宗展示了一把高端操作：
刘仁愿被召回。
刘仁轨继续驻守，但熊津都督职位被褫夺。
然后高宗一封诏令下来，在长安享乐的扶余隆就一脸懵逼的成了熊津都督。
扶余隆抵死不从，长安有吃有喝有的玩儿，百济那破地方啥都没还冷的要死，狗都不去！
本来皆大欢喜的事儿，高宗硬是能让大家都添堵。
这件事之后，刘仁轨缺了都督的名头在熊津怎么干都不痛快，不到一年就主动申请回国。
扶余隆还是抵死不从，于是刘仁愿再度动身，接替刘仁轨驻守百济。
刘仁愿兢兢业业没说啥，在百济干了三年，成果斐然，当地的百济人还自发给刘仁愿修碑表功，也就是流传到今天的《唐刘仁愿纪功碑》
随后的事情很简单，667年唐朝发动了灭高句丽的计划，驻守熊津的刘仁愿自然要配合出兵。
但出兵有延误，虽没有贻误战机，但这件事最终还是被报告了上去。
此时的李治身体已经越来越差，愈发虚弱的身体也让高宗性情变得逐渐暴躁，看到这份报告时便想起来曾有人风传，说刘仁愿“图谋割据海东”。
在皇帝的猜忌之下，很快刘仁愿便被以“逗留不赴”罪名押回长安。
心有委屈的刘仁愿给高宗当面辩解，此举反而更使得高宗暴怒，下令处死刘仁愿。
不过随即就醒悟过来，刘仁愿再怎么说也有灭百济、镇熊津、征高句丽之功，如此处死实在不妥，因此便改为流放今云南姚安，此地实在偏远，刘仁愿后来也不知所踪。
在这种情况下，扶余隆这个领了熊津都督职位四年的草包被高宗强令回熊津继承家产，至此熊津从上到下的官员都是百济人，彻底从直属变成了羁縻。
也因此新罗很快就迫不及待的动手了，毕竟如果刘仁轨或者刘仁愿在的时候进攻熊津，那相当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