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试开始的第一天，御史中丞刘筠上奏了一封请罢殿试的札子。
一般而言，如遇丧期，国朝是停罢殿试的。
如咸平二年殿试，真宗便处于守孝期，为了表示仁孝，真宗就取消了殿试，考试排名最终以省试为准。
历史上天圣二年也是如此，朝廷下诏罢殿试，以省试为准。
故此，刘筠的上疏的确具备一定的道理。
但国朝三代以来，谅阴期间停罢殿试，是自真宗开始的，太宗朝可没有这么做。
太宗不仅没有停罢殿试，反而是提前八天改元，开宝九年没结束，便迫不及待的改元，定下太平兴国的年号。
宋史虽然修的不够好，但宋史太宗本纪中的那句话却高度概括了大宋战神的秉性。
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秦王廷美）之贬死，武功王（太宗弟子赵德昭）之自杀，宋后（太祖皇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
简略来说，大宋战神贬死了弟弟，逼侄子自杀，嫂子死后不按后礼治丧，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展露出一件事。
得位不正，心虚啊！
（日常一黑/狗头）
正因为有太宗的‘前车之鉴’，李杰没有停罢殿试一事，虽然稍微有逾礼之嫌，但也不是完全站不住脚。
如果他来的不是仁宗朝，而是英宗朝的话，那么，他多半没法绕开礼制，继续举办殿试。
终宋一朝，最是看重祖宗法度，而祖宗故事形成的关键期，便是真宗、仁宗两朝。
尤其是仁宗朝，作为在位时间最久的宋朝帝王（42年），很多合理、不合理的制度，大多都是仁宗朝正式确立的。
因此，李杰依例，继续将刘筠的奏疏留中不发。
刘筠的奏疏可以置之不理，但王曾的上疏却不能依例处置。
王曾虽然眼下只是青州知州，可他的同僚们，仍然高居朝堂。
相比于刘筠的奏疏，王曾的上言明显更具条理性。
王曾的主要论点是，省试有三长，殿试有三短。
省试第一长，贡举官皆是两制（内制外制）宗匠，考校者也是诸馆阁中有辞学之人。
同时，省试中还有监考、巡察、誊录、湖名等配套的制度。
简而言之，省试的制度更加完善，大大减少了徇私的概率。
相比于省试，殿试的考试制度就简略的多，殿试时天子虽然会亲自御殿，但也只是露个面，不会一直待在考场。
其次，殿试的考评制度也不如省试完善。
省试第二长，考试的时间更加合理，一日试诗赋，一日试论，一日试策，诗赋可以知辞艺，策论可以见才识。
一日一场，分三天考试，足以让举子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构思。
而殿试呢？….只一日时间，并且兼考辞赋和策论，仓促之下，举子写出来的文章，难免会有失水准。
如此一来，举子之辞艺、才识，恐怕都无法得以展现。
至于，省试的第三长，则是试卷的评判更加严密，考官们足足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考核举子的文章。
直到反复确认，然后再行放榜。
而留给殿试的考覆时间，仅有十天，考评的人数也大大不如省试。
最后，王曾还在奏疏中提到，如果官家担心‘省试放榜则恩归有司’，那么大可不必如此。
普天之下，岂有恩不出于天子？
不论是省试放榜，还是殿试放榜，举子感恩的对象只会是天子。
看到这里，李杰确实有点被逗笑了。
王曾的奏疏，真的很具备迷惑性，他提到的三长和三短，的的确确是事实。
和省试相比，殿试确实存在部分缺点。
但也没有王曾说的那么严重。
太祖创立殿试制度的本意，便是将‘恩归有司’变为‘恩由主上’。
取士之权，便犹如人事任免权，必须牢牢的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其实，王曾的上言就是在‘偷换概念’。
什么叫恩皆由上？
如果事实真的如此，宋太祖又何必假借公平之名，改变科举制度呢？
另外，即便科举多了一级殿试，仍然没有改变座主和门生之间的联结。
吕夷简为什么会得到王旦的赏识？
其出身，固然是一方面，然而，另外一面也不能忽视。
咸平三年，王旦权知贡举，在某种意义上，那一科的考生都是王旦的门生。
座主和门生，向来是最牢固的联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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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
松林书院南邻云门山，北临阳河，依山傍水，风景很是秀丽，起初，松林书院只是一处私塾。
因为王曾少年时期曾经在这里就读过，待到他连取省元、状元之后，松林书院在当地顿时名声大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