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辽东多关内汉民投奔，徐总督久坐无言，无法应答，臣愚钝，至而立之年，终解少时之惑，皆因朝廷税轻所至。”朱翊钧念了李如松奏疏的第一段。
大明田赋，三十税一，这是很好很好的仁政，但是如此低的税赋，百姓仍然生活困难无比，到底是因为什么？
李如松在保定府看了许久，终于看出了点门道来，都因为朝廷的税赋太低了！
“《汉书·食货志》有云：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何解？自汉起，朝廷三十税一，实际乡土之间则为十税其五，名义为三十税一，黎民负担却不减分毫；名三十税一则朝廷弱，实十税五则豪民强；穷民苦力担税未变，豪民强，朝廷弱，天下疲惫。”
朱翊钧又读了一段，他指着奏疏说道：“你看到了没？李如松在引经据典，哈哈，若是让徐渭徐总督知道了，怕是下巴都要掉地上了！”
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到了王朝末年，都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朝廷穷的当裤子，世家大族富得流油，最后就是天下大乱，群雄蜂起，致使生灵涂炭。
徐渭对李如松的读书就四个字，两眼一黑，实在是有点朽木不可以雕也，熊廷弼那样文武全才，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李如松自己有武力在身，就越不喜欢读书了，徐渭也管不了，最终李如松也就是识字而已。
现在，李如松学会引经据典了。主要是戚继光俞大猷的言传身教，戚继光是手不释卷，闲暇的时候就会读书，李如松渐渐发现，戚继光的才智不完全的来自于天赋异禀，还有不断的学习，这让李如松感触极深。
不用人劝，李如松自己就开始读书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李如松学会了贱儒的手段。
引汉书所云，就是证明这种现象，自古就存在。
“豪民越强越兼，越兼越强，朝廷轻税，则豪强恒强，反而加剧兼并之祸！”朱翊钧读着读着发现李如松说的还有几分道理。
李如松在奏疏里的从供需角度出发，基于矛盾说，从两个视角去观察了这个问题，一个是自上而下，一个是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则是朝廷收的少，豪民收得多，那豪民一定会比朝廷强，那朝廷还想管豪民，就是无稽之谈；
而自下而上，则是从供需角度去考虑，朝廷的税太轻，豪民就可以把地租赁给更多的佃户，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基本逻辑形成，豪民的议价能力变强，而家丁奴仆的实力也在增强，强人身依附关系建立，地主从一块土地上的朘剥量增加，豪民聚敛速度增加。
李如松将自己的观点阐述之后，提供了论据。
自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入寇京畿，保定府建圩墙以自保以来，朝廷能收到的税累年减少，本来是地方衙门的苛捐杂税，都被圩主们收走了，而圩主们兼并之数，超过了过往一百七十年的兼并总和，最终才导致了把人堆肥这种惨剧的发生。
“轻徭薄赋害穷民，与民休息多虚耗。”朱翊钧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观点，但是他发现李如松说的很有道理。
李如松这本奏疏，从现象到问题，再到原因，再到解决办法都提了出来，公五，民四，地主一，就是李如松给出的办法。
加税，只要朝廷狠下心来加税，兼并问题就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先生这是捣什么乱啊，他居然在浮票里表示了赞同！”朱翊钧看着张居正的浮票，眉头紧锁。
冯保十分确信的说道：“先生对于贱儒攻讦振武之事，极为不满，先生不满，这加税就是在刨根，朝堂财用日足，清丈、普查丁口相继完成，将丁口摊入田亩之中，厘清税赋，而且先生一直想推行一条鞭法，这也是财税的革故鼎新。”
“加税，加来加去，最后还是加到小民头上，不加。”朱翊钧看着手中的奏疏，李如松说得再也有道理，也不能轻易加税，因为都是给穷民苦力增加生活负担。
“陛下，先生也说了，那都是加税加的不够多。”冯保试探性的说道。
佃户的劳动是有极限的，如果朝廷要五成，乡贤缙绅还要五成，超过佃户生活所需的极限时，佃户自然要求豪民减租，豪民不减租怎么办？高阳何氏的灭门惨案就是例子，这就是加税加的不够多的逻辑。
这也是五成这个标准的由来，当豪民从土地中无法朘剥足够的财富时候，土地的收益就会大幅度的降低，这个时候豪民兼并的欲望就会直线下降，转而看向手工作坊，更大规模的生产就会出现。
“先生还说，要把各地常平仓纳入考成，对粮价进行考成，对粮食的价格进行严格限制，减少粮食的收益，这样粮食才能四通八达。”冯保进一步解释了张居正对李如松奏疏的补充。
常平仓自汉代就有，是为了调解粮价，储粮备荒备灾，以供应官民所需设立的粮仓，而将常平仓的运作纳入考成法，让粮食的价格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减少土地的产出，这样一来，反而抑制了兼并，促进了粮食生产。
这是基于大明现状的政策，兼无可兼，并无可并的局面，当粮食的收益较低时候，粮食的交换价值大幅度下降，其使用价值就会得到突显，而田亩也会自然而然的从豪民流向小民，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