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得税，白银和黄铜的流出加征50%的税赋，朱翊钧想要鼓励海商走出去，但不希望他们把白银赤铜带出去，所以利得税的征收范围，仅限于白银和黄铜这两项贵金属。
也算是祖宗成法了，毕竟明初有非常明确的金银之禁。
这个规定一经公布，恐怕会引起激烈的反对。
因为在广泛存在的海商看来，这是朝廷又一次强而有力的干涉，这会让他们非常的不舒服，这是可以预期的，江南士绅们因为距离，对北虏入寇，没有任何的感同身受，但他们对面前的倭患胆战心惊。
松江学派就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朝廷在欺骗。
比如这次的对板升的讨伐，在松江学派看来，朝廷用汉人这个宽泛的概念，去让跟这件事毫无关系的你，去憎恶你从未见过的北虏，生活在南方的你，和北虏有什么具体联系？
而后你还要为和你完全沾不上边的成就，萌生自豪和感动，这有什么用呢？除了让你在喝酒的时候略有谈资之外，毫无用处，而发动战争的钱粮，有部分却来自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你。
明公眼里的自由，和松江学派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自由。
松江学派的自由，是完全不会被干预的、完全以自我利己为核心的自由，而明公眼里的自由，是在理性之下的自由，有限制的、遵守基本规则的自由。
《公私论》可以反驳类似的观点。
大明讨伐板升，和大明息息相关，大明就是当下所有大明人最大的集体，最大的公。
如果无法维护这个最大的集体利益，那么相对公的私，也就是小集体，就无法保证自己的利益，这是连晋党都已经明白的道理，陛下和张居正讲的非常清楚。
板升不灭，草原人建立的城池就像是一道耻辱柱一样立在草原之上，鞑靼的左右两翼、东夷建州海西野人女真、外喀尔喀七部，都会从心底对大明产生疑虑，进而不臣之心渐起，最终他们会走到一起去，合击大明。
谭纶和戚继光等人对大鲜卑山口如此看重，就是害怕土蛮汗率领的左翼和东夷合流。
大明出塞并且完全战胜敌人的可能很小，大明没能在敌人完成合流之前各个击破，当草原诸部完成合流共击大明的那一天，即便是大明不败，也会成为大明身上一道深不可见底的伤疤，不断的放血。
到那时就从隐形相关变成显性了，真的就和天下息息相关了，一个恶性循环会出现。
大明需要加大力量拒虏、加大力量需要钱粮、朝廷就需要要加大对下朘剥、擅长代价转移的肉食者们会让最普通的百姓去承受加税、普通人无法承担酿起民乱、民乱进一步破坏生产导致更多的民乱、大明更加虚弱、更加无力拒虏、而更加虚弱的大明会让塞外不臣之心者越来越多，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下，最终胡虏入关，天下生灵涂炭。
所以，讨伐板升，或者维护大明这个最大集体的利益，真的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戚继光素来主张决战于野，打的敌人肝胆俱裂，才是唯一解法，而张居正却清楚做不到，这就是文张武戚当初的道不同，不相为谋。
朱翊钧此时对王国光提出了印一种很难仿造、却不能兑现的宝钞，意图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铸币税。
铸币税这个东西，在大明叫火耗，压印银币和铸造通宝，是有火耗的，这个火耗就是利润，减去一部分的银料、铜料，杂以铅锡，就是铸币税。
目前工部有铸炉120余座，在册住坐铸钱匠一万零四百名，年铸钱六亿余枚，随着吕宋铜业的快速发展，大明工部铸钱也在快速发展，而且大明百姓对万历通宝普遍认可，对于私铸飞钱，则是不屑一顾，实在是飞钱重量小且含铜少，不耐用的同时还没什么交换价值。
谓曰：见利争趋，日有私铸，虽论死不止，制钱多薄而寡铜，堆积不能行。
压印银币和铸造通宝的铸币税，已经非常丰厚了，但绝对没有印宝钞来得快！
宝钞这个东西在大明已经烂大街了，所有人都对宝钞不认可，所以印钱发往海外，是个不错的主意。
徐九皋环球航行，在很多殖民地见到了殖民地货币的乱象，压印好的银币被切割、珍珠被编制成条被当做是钱，连烟草公司的收据、长得周正的石头，都可以成为货币的殖民地，毫无疑问，难以仿造的大明宝钞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个不能兑现的宝钞的话，是不是国失大信之举？”张学颜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步子迈的太大，对大明不是好事，王国光和张学颜都是传统保守派，他们对发行国债，向民间借钱，都不赞同。
朱翊钧摇头说道：“在大明，哪怕是七岁的稚童，也知道宝钞无用。”
王国光还是摇头说道：“可是这个不能兑现宝钞有违祖宗成法，国初洪武八年定，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折铜钱一千文，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再给犯人财产，并设立换钞之法，至洪武二十六年，换钞法废。”
大明宝钞有自己完整的制度设计，包括了兑现、私印者死、检举揭发有重赏，除了给银子，还给查抄犯人的家财，甚至还有定期的换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