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如此的强大，能够承受小的失误和问题。
大明帝国的人清楚的意识到大明帝国要亡了吗？是不清楚的。
就连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开始北伐的时候，他都不清楚自己要把大明给灭了，甚至还打算着若是战事不顺，朝廷愿意封王招安，他也是可以暂时答应下来，再做图谋。
对于蔓延整个大明的民乱，对于京畿的皇帝和大臣而言，都是远在天边发生的平叛战争，即便是大明短暂战败，也一定会赢回来，因为崇祯九年的时候，崇祯皇帝刚刚将第一代闯王高迎祥在京师斩首示众。
在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宣布自立为帝的时候，京中的百姓对西北的平叛漠不关心，依旧在一如既往的抱怨着糟糕的天气，而朝中的大臣们京堂百官们，对于彼此倾轧依旧是充满了热忱。
几乎没有人能够感受到末日将至。
在皇帝和京堂大臣们的眼里，穷民苦力究竟是什么？他们不是具体的人，只是一个个冰冷的统计数字，和统计数字共情，是一个很稀缺的能力，没有到自己具体身边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急迫的危机感。
即便是万历五年春，张居正在朝中已经建立了一整套苦权豪救黔首的政治正确，但这只是一种叙事风格，大家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继续玩着权术的游戏，比如毛呢官厂在夏天上工，热死了三个人，言官们在借机倒王，而不是想着改善工场的环境，让这类的悲剧不再发生，更不是更加关心小民的死活。
所以朱翊钧从来不认为阻碍进步的古墓派是愚蠢的，在表现上，他们复古、迂腐、冥顽不灵、拒绝进步，但其实这些人全都是精于算计，非常清楚如何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表面上，争抢的是要不要官厂聚敛兴利、或者要不要支持新政，但其实争的还是头上的官帽、胸前的补子，和兜里的银子罢了。
指望着肉食者为广大穷民苦力着想，本身就是缘木求鱼。
而朱翊钧之所以一直要鼎力支持张居正的新政，甚至还要变本加厉，是因为他切实的知道，大明会亡，而且就亡在万历年间，所以他做事一定会比张居正更激进。
这也是朱翊钧和张居正有政见之别的根本原因，张居正当国仅仅五年的时间，大明已经有了振奋之意，这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只要皇帝或者当国的首辅愿意，振奋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若是真的有什么危难之事，只需要再找出一个张居正就可以了。
可是郑和之后再无郑和，张居正之后，便再无张居正了。
在崇祯年间，不是没有人想要把张居正的新政，再捡起来，考成法、清丈、还田、海漕、六册一账、强兵、给武将事权、整饬学政、度数旁通等等，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完全捡不起来了。
大明的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了完全不可调和的地步。
这就是朱翊钧让廷臣们感觉到由衷的恐怖的原因，不是皇帝嗜杀成性，滥杀无辜，五年时间，皇帝连廷杖也只打了一次，最大的案子，也不过杀了七百多个人，这在大明漫长的历史上，不算什么新鲜事。
朝臣们感到恐怖的原因，是皇帝有大爱也有无情。
这种大爱是对统计数字的大爱，而这种无情是对具体的人的无情，陛下对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充满了爱，却对具体的人，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
武清伯李伟，这个皇帝的亲外公，因为给张四维说情，差点被一箭给射死，驸马都尉姑父许从诚，直接被自杀，西北族党，七百多个人头被拿去。
这就是朱翊钧为何编制这个精纺毛呢的财富神话，只要穷民苦力们不会被这件事给冲击到，那朱翊钧就不会停手，会一直进行下去。
“先生，他们把银子都换成了大布，他们没钱的时候，会不会去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入局，这毕竟是个难得的发财的机会。”朱翊钧看着面前的张居正询问，势要豪右们的反应。
势要豪右不会立刻带着穷民苦力们一起发财，但是自己手里的银子用光的时候，必然会通过庞大的关系网，把这个发财的机会告诉所有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参与到这个赌局之中。
当下的大明的社会环境，和后世不同。
后世可以通过解银行来欠下庞大的债务，借着大而不能倒、借着窃国者侯的基本逻辑，来将风险均摊给整个社会，当债务庞大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只能通过超发货币来填补这个窟窿，而超发货币带来的恶果就是通胀，承受代价的是整个社会。
当下的大明，并没有银行这种东西，大明的货币也不是钞法，而是钱法，金银铜在大明是贵重金属，他们拥有使用价值，也拥有交换价值，金银铜的稀缺性就造成了，借钱借的都是真金白银，承受代价的只是势要豪右。
“会。”张居正吐了口浊气，他这次请求觐见面呈，是为了劝小皇帝仁恕之道，势要豪右也是陛下的子民，陛下为何要如此对待自己的子民呢？
势要豪右们会不断的蛊惑更多的同类，参与到这一场膨胀的盛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