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怎么——可她怎么能这样的奢靡无度，居然把这么多年的积蓄，一口气挥霍殆尽呢？所以，也无怪乎清代的诗人品评历代，会表现出那样的嫉妒，甚至质问“造化有私”了——是啊，无论以何种偏向品评诗歌，盛唐都可以在前十席拿下保三而争五的位置；千古名作的密度居然高到了这样吓人的地步，这难道不是造化有心的偏袒么？从各种角度来说，这种繁荣都是匪夷所思、超乎常理的。但有趣的是，历史缔造盛世时从不在乎什么常理。或者说，恰恰是这种超乎常理的繁荣，才能奏响超乎常理，高亢而又激昂的盛唐之音。不错，要以常理与来约束这种强盛至极点的盛世之音，总是显得苍白而无力的。当我们回首盛唐时，所注目欣赏的，不恰恰也是那些突破一切旧有的规范与约束，不可预计且不可欣赏的美么？——譬如李白。从各种意义上说，尽管才华高逸的诗人不胜枚举，但盛唐之音最为强烈且深刻的印象，当然来自于李白的诗歌——那种超乎于一切想象、痛快淋漓而天然自成的美；那种可以欣赏却绝不可效法的极致天才；那种蔑视一切并创作一切的慷慨激昂，虽是诗风的映照，又何尝不是时代的映照？文艺得风气之先，当李白在他的诗歌中抒发那飘逸而高举的仙气时，托负着他青云直上的，难道不正是盛唐的狂飙与飓风么？龚自珍点评李白，称“屈、庄实二，不可以并，而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本三，不可以和，而和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中儒、仙、侠一句，前人早有阐发，不算新奇；但唯独对李白屈（原）、庄（周）为一的见解，却真正是老辣而又精准，一针见血的点出了诗仙作品最为关键的本质。不错，李白真正超凡脱俗之处，恰恰在于他那并屈庄而为一的美。他或许还缺乏庄子那深刻的思辨与屈原那雄浑纯粹的情感，但在其天才的作品中，则无疑已经将庄氏的飘逸轻灵与屈子的激越奔放合二为一，描绘出了同样瑰丽且奇伟的想象。……可是，奇怪之处也正在这里。毕竟，龚自珍言之凿凿，认为屈、庄的风格，是决计不可合并的。】女皇皱了皱眉。她也是颇有才气的诗人，但正因为颇有才气，才能一耳朵听出关键来——这所谓的“屈、庄实二，不可以并”，看似武断且无稽的判断，实则却有极深的洞见；显然，那位“龚自珍”也是眼光极为精准老练的人物，判断毫无差池。但为什么这“李白”却偏偏能合二为一呢？【当然，这所谓的“不可以并”绝非是什么审美倾向与笔力的问题——屈子庄子都是文学史上开天辟地的绝顶宗师，绝不必对他们的才气有什么怀疑。他们之所以执守于自己的风格而不能兼得，原因并不在于审美的情趣，而在于某种深沉且不可兼容的价值倾向。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于庄子而言，他文字中那种凌凌然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汪洋恣肆而无所凭借的自由与潇洒，唯有在遗世独立的离群索居之中才能获得。出世的孤寂静是庄子美学的根本，一旦入世，人心就会沾染感情；一旦沾染感情，那飘逸空灵的美便一去而不复返——逍遥与飘渺与其说是文字修辞的技巧，倒不如说是主观精神的自在；血淋淋的实际却永远是黯淡而黑暗，如若倾注了过多的情感，遭遇了太为真挚的共情，那么在憔悴与悲愤的心境之中，还如何能乘风而起，飞扬而横绝四海？现实的引力实在是太沉重了，足以令一切飞扬跳脱的梦想都砰然坠地。但对于屈原而言，他无上的美却恰恰在于他的深情。屈原的想象同样瑰丽灿烂，汪洋恣肆处绝不逊于《逍遥游》；但纵览《天问》、《九歌》、《离骚》，无论诗人如何的歌咏山精鬼魅神明魂灵，可徜徉于光怪陆离的彼岸神国之时，却始终念念不能忘却“哀民生之多艰”、“民离散而相失”，情深不知所起，但屈子牵系凡间的乱离与纷扰，却永远不会有庄周那样的自由。概而论之，庄子出世而屈子入世，庄子忘情而屈子深情，两人都在美学上抵达了某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但正因为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因此彼此可以瞻望可以欣赏，却绝难融合——忘情者如何深情？入世者如何出世？强行汇合寒冰与烈火，唯有走火入魔而已。所以，所以自《风》、《骚》以来数千年，有人取法庄周而有人师从屈子，深切参悟各有所得，都能写出洋洋洒洒名垂千古的不朽巨作。但从没有人能跨越这深情与忘情的界限，兼备这两种文学的瑰丽与飘逸。毕竟，向沉重现实倾注感情，则心灵永远不得自在；心灵如若自在，则难免忘情于沉重的现实，这不应该是文艺的铁律么？——除非，除非现实不再沉重，而足以令想象振翅而飞翔。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盛世的底色。文艺为时代之先声，再出色的诗人也不能唱出脱离于时代的歌。李白之所以能兼有屈、庄之美，正因为那飘扬高举、恢弘不可一世的盛唐。至玄宗开元全盛之时，“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天下无贵物”，海内富实而社稷治平，整个华夏的文化与经济臻至了它的鼎盛，乃至于几乎接近了儒家梦想中“三代”的政治。在这样的鼎盛之下，一切仿佛都是明朗、轻快而又无拘无束的，短暂的挫折无碍于长久的美好；时代绚烂飞扬的少年气概勃勃腾发，而现实竟然表现出了繁盛下的温柔。所以当诗人以饱满炽热的感情注目这个世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