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到这一步，还是不能说走就走，因为还有最后一件事——得带上礼金呢。
日本人结婚在这点上和华夏文化一脉相承，都得收份子钱。
只不过日本叫法是“御祝仪”，而且包装颜色也和我们不一样罢了。
宁卫民眼瞅着松本庆子拿来两个精致的素色信封，然后在上面写了“御结婚御祝”的字样，这就是所谓的“仪金袋”了。
说实话，这种颜色，作为华夏人看了八成会觉得心里发堵。
不像办喜事的，到像是白事。
不过好就好在还要扎彩带的。
眼瞅着庆子剪了两条金色的缎带，搭配着信封的颜色，宁卫民才终于觉得有点吉祥喜庆的样子了。
不过接着他抽出了信封里面的钞票看了看，发现每个信封居然只有十万円。
便又忍不住好奇地问起，“怎么这么少？会不会让别人说我们太吝啬？”
当然，这倒不是说宁卫民上赶着，非要当冤大头。
关键是他给谷口主任的儿子谷口辛佑在年前发一回年终奖都五十万円。
年前给香川凛子甚至发了二百万円。
毕竟如今的日本社会，特别是东京，现在就是这么个浮华的环境，大家的收入普遍都高。
就连便利店打零工的学生，每月都有二十几万円的劳动报酬。
一般公司的正式社员工资多数薪金只是三四十万，但如果加上一百多万円的交通费、招待费各种补贴和福利，就不少了，属于变相高薪。
相当于每月的个人开销是公司负担的，自己的工资可以完全交给家庭。
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宁卫民自然就觉得有点拿不出手了。
说句不好听的，这二十万円，在他心里，目前也就够一个人在赤霞俱乐部，勉强喝一顿小酒的。
因为一坐下座位费就要先收十万円呢，剩下十万円买一瓶普通威士忌也就是勉强，根本不算什么。
然而他却没想到，日本社会的礼金居然是有统一标准的。
据庆子为他解说，说为了大家不至于因为人情往来烦恼，也因为牵扯到赠与税的问题。
日本社会其实在送礼金方面，也是有一个“市场价”的，几乎人人都在遵守。
而且根据各种远近不一的人际关系，礼金多少，析分得也很清晰。
比如结婚这种事，提前恭贺不去喜宴可以减半。
如果按正常来说的话，普通朋友应该送五千到一万日元。
同事的话，一万到两万日元就可以。
无论下属还是上司，有隶属关系的，是两万到三万日元。
公司客户通常会给三万日元。
恩师是两万到三万日元。
亲属里，兄弟姐妹的同辈人三万，父母五万到十万日元等等。
这是可以以地域区分，却无需分阶层的共识。
说白了，就是天皇嫁女对于请来的宾客也是这么收份子钱的，没有例外。
而且因为近年经济形势大好，对比前几年的情况，份子钱也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了。
其实在广场协议之前，那时最普通的人际关系只要随礼两千円就行了。
结果现在行情普通上涨。无论朋友还是同事五千円都有点拿不出手了，起码也要一万円。
想想看，两年的时间涨了三五倍，这实在涨得有点快了。
说白了，这玩意也跟着经济泡沫走。
果真时代巨浪影响到了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啊。
所以说，送给左海佑二郎和香川美代子的礼金，其实已经是松本庆子考虑到他们是宁卫民在日本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关系算是比较亲近的，极力往多了给了。
甚至都到了能够比肩新郎和新娘至亲的地步。
在日本，他们送出这个数目的礼金非但不会被人嫌弃，反而多半会被新郎新娘给与一个热烈拥抱。
真要说到担心，其实松本庆子担心的倒是会不会送的太惹眼，会让他们看起来像个什么都要争先，总是找机会炫耀财富的暴发户呢。
她怕会因此引起别人的误会，甚至引起新郎新娘家人的非议呢。
可以，有理有据，想得已经很周全了。
宁卫民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
至于他的心里，滋味其实是有些矛盾的，心痛更大于庆幸。
因为份子钱不用多送当然是好，可问题是他也很快就要举行婚礼了。
也就是说，无论他和庆子的婚礼多么铺张，怕也只能按照这个标准来收份子钱了。
这和他的预期可有不小的差距，只能说日本人就是鬼啊，连个敛财的机会都不给他。
他的婚礼，大约赔本是肯定、确定，以及一定的了。
哎，费力不讨好，真是费力不讨好。
越想越心痛，他也只有叹着气出门发动车辆去了。
而这突然间的情绪转变，则让松本庆子感到多少有点摸不着头脑。
心说又怎么了？
刚才明明还好好的，忽然就变得失落起来。
难道结婚不是件好事吗？我们也要结婚了呀。
自己的未婚夫哪儿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