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3-11-07
用我另外一只还可以稍微抬一下的手臂，颤颤巍巍的终于把床头的按钮按响。。
我要立刻弄明白当时我们在高架桥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阿龙和钟琳他们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
看着门外别人不停忙碌来回探视的家属，心中突然感觉一阵落寞，这种心里上的感觉貌似掩盖住了我身体上的疼痛。
我想到在我失去知觉前，在车子从10米左右的桥上掉下时，阿龙的手还紧紧的抓住方向盘，想尝试着做些什么，钟琳由于重力作用已经紧紧靠着前座。
从高中物理知识中，我可以知道那10米的距离落下去，根据重力加速度所用的时间不会超过3秒钟。
在我们三个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想从车上跳下去已来不及，甚至连祈祷都没有来得及。
我还在温习一遍车祸现场的情形时，一位身材高挑、抱着一叠病历单的带着黑边眼镜的护士小姐，冷若冰霜的走了进来。
看到她的第一眼，我还以为看到了容嬷嬷，第二眼我看到她身后跟着的两位人民警察同志后，感觉她不是容嬷嬷，而是雪姨。
我还以为她身后会跟着一个医生来检查一下我的情况。这下看来，医院的例行检查，会因为这两名高大、帅气、一身正气的警察同志，而被迫取消或者推迟。。替代的将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疑问和质疑。
当看到他们时，我实在没有想到他们会在我清醒的第一时间就进来关心慰问我，但从他们出现的效率来看，在我昏迷的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有我们可爱的警察同志在这守候着我。
这种特殊待遇现在带给我的，不是自豪和夸耀，而是深深的疑问。
这时我还在想，难道小苏他们落网了，他们来给我们宣布我们已经进入安全模式？之后我又突然想到不会研究所的事情这么快就暴露了吧，这一刻我心跳加速，面色如灰。要不是躺在病床上，脸色本来就显得苍白，一定难以逃过警察同志的火眼金睛。
在雪姨（暂且允许我这样称呼她）检查了一圈仪器上的各种数据都还正常之后，终于转过头来亲切的问了我一声：“以后要是那里不舒服，就按床头的按钮”说完后有点迫不及待的就转头出去了，在我还没来得及问她阿龙和钟琳的情况之前。仿佛我就是一个流感，以防被我传染。
她在经过那两位警察同志时，低声和他们交谈了几句。从他们时不时瞄到我身上的目光，我知道他们说的主人公一定就是我。果然在雪姨小姐刚离开后，一位三十多岁，留着警察式平头、面目正直的同志，在我忐忑不安的情绪中，带着有点生硬的微笑走到我的床前，问道：“你好，我是路警官，感觉好点了吗？”
我机械的努力让自己脸上可以挤出一点笑容作为应答：“好多了”其实现在感觉当时自己说的这句话有多废，我刚醒他们就来了，我怎么会知道我昏迷时的状态，是不是比现在好。。但除了这样回答，我也实在想不出其它更正式的回答方式。
在我回答他后，似乎他认为我的神智还算清醒，就拉了一张床边的椅子靠着我的床边坐了下来，这让我感觉他要和我高谈阔论些什么，。
同时，他身后那位二十岁出头，还带着点青涩、稚嫩未脱的小同志，把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拿了出来，看来寒暄过去，要切入正题了。
我尽量压抑着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显得随意镇定的样子，因为从他们一进来，我已经飞快的在我脑子中过滤了一遍，我从小到大干过的所有坏事。
就算是小时候和别人打架或者偷邻居家的兔子，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就算他们现在想追述，已经超过了法律界限的二十年追述期了。
大不了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想和阿龙爬到树上，偷看女孩子洗澡，谁知那次澡没偷看成，我们俩就被树上的一大群马蜂追的满街乱跑，最后只好顶着一头包互相嘲笑着回到家。剩下的就都是一大堆调皮捣蛋的事情。
但是只有我们从研究所里偷偷拿出来的箱子这件事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犯罪。
在那晚我们再次潜回研究所档案室时，阿龙都已经把里面的四个摄像头全部技术处理过了，他们的监控画面永远是我们刚进入里面时一片寂静的场面，就算我们在里面k歌，他们也看不到啊。
并且那里面的摄像头数量和位置在龙清带我们进去时，我已经掌握的一清二楚，不会出什么纰漏的。至于那个小型档案室，在我们刚进入时，我已经仔细观察过，没有摄像头，其实这么隐秘的地方，里面放的都是不能让人知道的东西，怎么会安装摄像头呢。
所以现在我要忍住对阿龙和钟琳到底怎么了的疑问，好好作答。他们手里不可能有我们那晚行动的直接证据，所以我报的心态就是一问三不知。
在部队的时候怎么说我也是受过专业的反侦察训练的，从他们现在对我态度看来，他们是想从我这得到点什么而不是审问。
虽现在用在蒙蔽人民警察身上有点让我感觉可耻，但有时有些事